近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公佈了《公共租賃住房管理辦法》，辦法規定：“以欺騙等不正當手段，登記為輪候對象或者承租公共租賃住房的，由市、縣級人民政府住房保障主管部門處以1000元以下罰款，記入公共租賃住房管理檔案。”這一規定為打擊騙取公租房的行為提供了直接的政策依據。
但是，根據媒體調查，不少網民認為，當前騙取保障房的事件較多，社會影響惡劣，僅靠罰款等行政處罰，難以起到打擊和預防的效果。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建議：騙租騙購保障房應負刑事責任。
誠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是行政機關，我們不能苛求行政機關制定部門規章時，把所有的法律問題都考慮進去，把所有的追責手段都涵蓋進去，但是如何運用法律，預防和打擊騙取保障房，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在現實生活中，騙租、騙購保障性住房者，不絕於途。我認識一名法律工作者，他就曾利用法律和監管的漏洞，一人騙購了十四套保障性住房，讓自己的親友使用，卻沒有受到刑事責任的追究。最近媒體報道，河南省新鄉市房管局一位科長認購多套經適房，僅僅受到停職處分。據了解，一些地方騙租騙購保障性住房的情況十分嚴重，老百姓對此已是司空見慣。如此“法不責眾”，如此“網開一面”，引起了“綿羊效應”，騙租、騙購者將無所畏懼。從“深圳數十人隱匿財產申請保障房”到“福建龍岩公務員團購經適房”，再到“武漢出現保障房分配‘六連號’”，都是法律和監管漏洞帶來的連鎖反應。
騙取保障性住房，無異於小偷盜竊別人的財物，官吏貪污公帑。一個小偷偷幾千元，一個官吏貪污幾千元，就可以追究刑事責任，而騙取一套房子，遠不止幾千元、幾萬元，可能涉及幾十萬、上百萬的利益。這麼嚴重的行為，怎能罰款了之？
域外的法治實踐，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借鑒。我在香港城市大學講學時，當地發生這樣一起案件：香港一對年過八旬的夫婦，男的是香港高等法院退休法官。他們認為自己的子女不盡贍養義務，遂向政府申請購房補助。政府給他們補助了十幾萬港幣，但民眾向廉政公署反映，查證他們在銀行有存款兩百多萬。最後法院以盜竊政府財物罪，判處他們各監禁六個月。雖然香港的民眾向法院求情，認為香港自開埠以來，沒判過這麼年老的人，但法院嚴懲不貸。由此可見香港的法律有多麼嚴厲，打擊騙取保障房的決心和力度有多大。
為社會底層群眾提供保障性住房，這是政府為民眾辦的實事、好事，是實現公平與正義的一個方面。而如何將這些保障性住房分配給最迫切需要的群眾手裏，是實現公平與正義的另外一面。如果保障性住房分配不公平、不合理，就好像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將給政府的形象帶來很大負面影響。保障性住房建設剛剛起步，住房保障法律制度幾乎還是一片空白。因此，我們應該加大立法力度，加大對騙取保障房的打擊力度，這樣才能公正地解決保障性住房建設和分配中的問題，取信於民、贏得民心。（符啟林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