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法兩者之間，時常有一方陷入困境。
最近的案例是深圳城管遭攤販刺死一案。
2011年9月9日22時30分許，深圳城管龔波等人駕駛標有“南山城管”字樣的電動車，將攤主趙某等人的燒烤攤檔掀翻，併發生爭執。衝突中，趙某用刀刺死龔波。事發後，龔波一度被渲染為英雄，其所在外包公司還曾經為其申請“革命烈士”稱號。本案的戲劇性是今年7月10日，趙某剛剛被判無期徒刑，相隔數日，深圳南山警方卻宣佈，龔波為涉黑團夥成員。
今後可以考慮取消“革命烈士”稱號，因為“反革命”已經從法律上取消了，以後的“烈士”也不必與“革命”掛鉤。“革命烈士”應當是特指革命年代犧牲的人，而不是和平年代的犧牲者。城管龔波即使真有資格評為“烈士”，他的“革命對象”也有問題，不宜稱為“革命烈士”。此問題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權當給民政部門的建議吧。
讀過《水滸傳》的人都知道，以封建倫理道德標準，攤主趙某的行為是“替天行道”。但是，在21世紀中國，在現代法制社會，趙某的行為或許連“為民除害”、“見義勇為”都稱不上，頂多是“與汝偕亡”、同歸於盡。這不能不說是人與法之間的一個困境。
梁山好漢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從鬥爭策略上說，既爭取了民心，又為今後“被招安”預留退路。倘若連皇帝老兒一起反，那就不是“逼上梁山”，而像李逵說的那樣，“殺去東京，奪了鳥位”。為什麼不能“反皇帝”呢？因為古代中國人相信“皇權天授”，反皇帝就是反天了。“文革”期間，1974年，全國組織評《水滸傳》，我就是那個時候認真讀了兩遍這本小說。我看《水滸傳》裏那些好漢的遭遇，放在哪個朝代裏都所在多見。梁山好漢的故事能夠流傳千年，經歷若干朝代，我估計歷代皇帝都是把它當做“維穩”教材。老百姓活不下去那就殺貪官惡霸，而殺貪官惡霸是“替天行道”，並不危害皇帝的政權。可見，不少皇帝還明白一點，反貪官惡霸不等於反皇帝。
皇帝倒了，“替天（皇帝）行道”也就沒了。皇權變為民權，主權在民，人民當家做主，所謂“歷史的選擇”，其實是“人民的選擇”，而非“天授”。如果說老百姓是“天”，滅了黑社會組織成員，也應當算是“替天行道”，或“為民除害”。不過，現代除害的方式不同於梁山好漢的時代，必須依法辦事，經過司法程式，由法律依據事實裁決。因此，任何個人或組織都不能淩駕於法律之上，法律才有可能用來“替天行道”、“為民除害”。換句話說，一旦有個人或組織淩駕於法律之上，法律就很難或根本無法實現“替天行道”、“為民除害”的目的。
深圳城管被殺一案，問題出在街道政府將城管執法“外包”給黑社會團夥。據報道，“在監督缺失的背景下，這些身穿迷彩服、腳蹬‘城管’車的城管協管員，開始在當地為非作歹……許多沒有選擇權的小生意者，只得忍氣吞聲地逐月繳納數百元至千元不等的保護費。”（北京青年報8月8日）執法“外包”，雇傭協管員執法，從經濟學角度看，可實現“低成本、高回報”執法效果。從政治倫理看，這是變相“拍賣”或“出租”執法權。事實上，深圳粵海街道也是採用“招標”方式外包“城管業務”。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人民的權力異化為黑社會組織搜刮民財的工具，並且實現了個人或組織淩駕於法律之上或游離于法律之外。在中國，要讓人民相信法律可以“替天行道”、“為民除害”，必須清理所有執法外包業務和執法部門協管員。舍此，別無他途。（蘇文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