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給自考生講課的時候，突然遭到一位男生的打斷，他說：“我爸開了個不算大的廠子，月入五萬，住洋房開豪車。而你呢？你別以為站在這裡，就可以指手畫腳！”
一個執法中的交警也會招致類似的挑釁：“你值幾個錢，就敢管我？我做一單生意的收入比你一輩子掙的還多。”遇到這種情況，是否交警也要等到薪水提到比所有人都高，才覺得有資格履行職責？僅僅提高薪水並不能改變受辱的局面，使這種局面成為可能的，恰恰是這種把金錢等同於尊嚴的想法。
在正當的社會裏，避免以財富或權力這些稀缺資源的超額擁有去刺激普通人，是財富（權力）實踐的基本倫理。就社會財富的分配而言，任何遊戲規則下的博弈都是零和的，你的多正是他的少的原因；而且遊戲規則只是人為約定，並非天經地義，所以多者應對少者心懷歉疚，任何有可能在普通人中引起冒犯感的財富表現，都應盡力避免。
金錢的購買力從來沒有像在今天的中國這樣無所不包，名譽、良知、愛情、判斷力、政治前途乃至美學標準，一切你想像得到和想像不到的，只要給個價，立馬就能買走。金錢贖買一切的結果，必是金錢的專制與跋扈。
然而，僅有對金錢的仇恨也不能擔保正義。如果金錢對世界的價值統治已經固若金湯，換言之，如果在現有價值的秩序之外，不能引入一種新的視野，“仇富”至多是對現有價值秩序的一種顛倒，而簡單的顛倒並不會改變事物的性質。無論是炫富者把自己降低為財富展演的道具，還是仇富者對財富本身的敵視，財富在他們那裏都不是禮遇自己的方式。而且，一旦他們在現實中完成了地位的對調，新的炫富者將更加不可一世。因此，就財富令所有擁有者都變得傲慢和挑釁這個意義上，“仇富”只是一個便利的分析起點，真正需要分析的是財富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地位。
錢的本質是交換，就像刀的本質是切割，它用切割與世界建立關係。購買了刀的人，同時也購買了暴力的衝動；擁有了金錢的人，本能地想把整個世界轉化為交換的對象。批判金錢萬能，就像批判刀的切割性一樣，是文明失敗的徵候。一種有效的文明模式，總有能力為它們的作用範圍劃定制度性的禁區或邊界。
在文明社會裏，能夠為金錢權力劃界的，只有另外兩種同樣強大的權力：政治和知識。金錢通過購買控制世界，政治通過制度化的暴力控制世界，知識（信仰或意識形態）通過壟斷真理控制世界。一個不致失衡的社會，只能建立在權力的相互制衡之上。而當代社會最大的問題恰恰是，三種權力的結合方式，不是呈掎角之勢的相互制衡，而是“三位一體”的同盟關係：政治為金錢（GDP）保駕護航，金錢（GDP的增長）為政治提供合法性證明，然後，政治以“政治正確”的名義、金錢以“市場至上”的名義，共同佔領並瓜分了意識形態的領地。至於為民眾痛恨的官員通過傍大款將權力兌現成金錢，“富二代”通過從政將金錢還原為權力，然後再去高校批發“博士”、“教授”頭銜，則不過是上述同盟關係的社會學表像。
明確了正常社會的組織原理，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在西方的古典社會，經濟上最活躍的階層，一直被排拒在政治權力之外。古希臘的富人基本上只有外邦人和被釋放的奴隸，他們被局限在“經濟”（economy，希臘語義為“家政管理”，與公民的公共政治空間相對立）領域的結果，也造就了他們在“經濟”上的成功。但他們無論向城邦繳多少稅和做多少公益捐獻，也不能因此獲得公民權。如果任由經濟對政治的侵蝕，經濟和政治將同時不再成立。
由於信仰在中世紀的“國有化”，對金錢的制衡進而得到了信仰的支援。基督教對金融高利貸的道德撻伐，讓基督教世界把這一最有利可圖的職業拱手讓給了猶太人。中世紀的政治權力唯一地由土地來定義，不但不存在猶太人通過金錢上升的制度通道，越來越有錢的城關市民也處在與政治無緣的第三等級。
新教倫理公認是為資產階級及其財富正名的，但正名也是一種限定。它把用作“選民”條件的金錢，限定在“資本”的形態上，由此確立了資本家作為社會財富的保管者的形象，內在於這一形象中的慈善捐助（將暫時保管的社會財富歸還社會），成了他確立社會身份的規定動作，而且捐助必須在不傷害受助人尊嚴的前提下進行。與此同時，公權力對金錢的戒備一如既往。
所有這些方式，未必正義合理，但其目的卻是相似的，讓金錢、政治和知識三種權力相互制約。在這樣一個金錢起舞成魔的時代，最需要做的，就是限制權力和財富的勾結，讓金錢的歸於金錢，政治的歸於政治。（畢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