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大家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橋。它對急性心肌梗死非常有效，但根據現在的統計資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譜。因此，在穩定的情況下，我作為心臟科大夫不建議做支架。”我國著名心血管專家胡大一對記者如是說。
有些東西既可以成為救人的良藥，也可能淪為害人的工具。例如，嗎啡可以用於其他鎮痛藥無效的急性劇痛、晚期癌症病人的止痛、鎮靜並減輕心肌梗死患者的心臟負荷等。但是，由於連續使用可成癮，嗎啡也是毒販與吸毒者眼中的“至寶”。嗎啡作為麻醉藥使用時，價格低廉；一旦流入毒品市場，身價便會幾何式暴漲。對麻醉品實施嚴格管控，原因就在於此。
同理，作為治療手段，心臟支架是有效的。然而，手術不是搖錢樹。一些醫療機構做心臟支架手術上癮，不容小視。這不僅表現在一些可做可不做的心臟支架手術變為必做，而且支架的植入數量大有“多多益善”的趨勢。在這背後，是支架手術的暴利以及某些醫院與醫生的利欲熏心。
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曾在全國兩會上透露，一個國產支架出廠價3000元，賣給醫院27000元，一個進口支架出廠價6000元左右，賣給醫院是38000元……受到鉅額利益的誘惑，許多醫院爭相開展支架手術，甚至下達使用指標。某些頻頻走穴的心內科醫生，每年的灰色回扣可達數百萬元。國外的病人很少使用3個以上支架，國內不少病人卻被放入5-10個。一系列驚人數字不止令人汗顏。
對患者而言，醫生說要做手術，自己不敢說不。至於到底該不該做，恐怕只有天知道。面對做心臟支架手術的人越來越多，某些患者也變得麻木，甚至產生從重心理。這進一步導致支架手術越發氾濫，手術風險與術後服藥的副作用卻在不斷積聚。
不禁要問：拿什麼醫治暴利與盲從下的“心臟支架病”？
一方面，一些手術到底該不該做，應有醫療監管與社保部門進行抽查。如果患者存在疑問，也應有獨立的醫學申訴機構審核答疑。
另一方面，衛生行政部門難道不知道心內科、骨科、牙科等使用的器材蘊含暴利？藥品降價令已有過多次，針對醫療器械的降價令卻寥寥。有人說，限價令治標不治本。但是，如果既不治本又不治標，對醫療暴利採取默許態度，漠視患者的沉重負擔，何嘗不是嚴重的不作為？喪失的又是誰的公信力？
醫療體制改革，改變以藥品、檢查、醫療器材養醫的格局，的確是個系統工程。而系統工程也是從點滴做起，應從現階段能夠做到的著手。積極務實為患者解憂，遠比放空炮有意義。遏制各類醫療器材蘊含的暴利與回扣，減少不必要的手術與器材使用，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