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我國著名心血管專家胡大一在第23屆長城國際心臟病學會議上說：“今天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譜兒。”權威部門統計，2000年我國心臟介入手術僅兩萬例，2011年激增至40.8萬例，增長了20倍。（10月15日人民網）
“過度醫療”何以讓患者疲勞？心臟支架何以支撐起醫患良序？心臟支架何以支撐起醫療良心？——“瘋狂支架”源於一夥缺心之醫生，“失控支架”責自一群失職之部門。
“心臟支架一半不靠譜，暴利達9倍超販毒……”友情提醒，這個“爆料”，患有高血壓或心臟病的人，不要把內容讀完，擔心血壓升高或心跳加速。
值得指正胡大一專家一個簡單的問題，“心臟支架成瘋”怪象，並非源自心臟病患者自身的“精神病”所致，也並非心臟病患者迷信支架，甚至所謂的崇拜搭橋。心臟病患者根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支架靠譜與不靠譜，管用或不管用，有效或無效。要說，這個“禍根”，亦是幕後“推手”，就是醫院或相關科室及醫生，同患者毫無關聯，患者充當的只是“被支架”和“被搭橋”。
“瘋狂支架”和“過度搭橋”原因何在？從一筆簡單的經濟賬中便可略知一二，安裝一個心臟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廠價格高數倍甚至十幾倍的錢。一個國產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醫院售價2.7萬元；一個進口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醫院售價3.8萬元。不難理解，超過9倍的心臟支架帶來的暴利，能不超過販毒的暴利嗎？不同的是，前者“假像合理”，後者“違法犯罪”。
當然，醫院對患者科學合理地介入“高科技術”，無可厚非。然而，支架的氾濫和過度的搭橋，只能令中國醫學界感到可恥、可悲。
“過度醫療”何以讓患者疲勞？無論是倫理，還是醫德，對醫生來說，患者需要安裝及安裝多少支架，醫生作為“總判官”，取決於其良心。可是，巨大利益誘惑面前，良心又值幾個錢，往往脆弱不堪。還有，有的醫院專門從外地請來專家為患者做手術，而作為專家本人，通常只看病歷報告，抱著“按量做完手術走人”的心理，至於患者是否適用支架或多少支架，一般不會去過問。
莫讓醫生成為“銷售”支架的“商人”，以做支架手術多少尋求“回報”安撫心理平衡。山東省胸科醫院醫學工程部主任毛樹偉說：“支架放3個以上就失去臨床意義，放7個純粹變成賣支架。”就心臟病治療而言，搭橋手術是最好的方案，但現在醫生普遍不願做搭橋手術，而傾向於放支架。一些醫生不願“搭橋”偏愛“支架”，不僅因為支架利潤多，還因為醫生能拿回扣。這是支架用量“氾濫”的根本原因。
他山之石，何以不借？治療冠心病，改善其心臟血管狹窄或堵塞的症狀，可能通過藥物治療、搭橋手術、支架介入等3種方法實現。隨著技術的進步，創傷小的支架治療成為越來越多患者的首選。然而，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心內科副主任聶曉敏認為，支架介入在短期內能明顯改善胸悶、氣喘等症狀，但是也有適應症，且遠期來看，仍然有發生心血管再狹窄的風險。相比國外，我國心臟支架使用比例明顯偏高，存在“過度使用”和“頻繁適用”的現象。
故而，“棒打”支架濫用，須多管齊下。一是加大學術委員會的監管作用，做心臟支架手術需有科學報告，並由權威機構審核通過；二是健全和完善各類醫療服務的定價機制，讓各類醫療服務價格，真正反映其真實的價值；三是上級主管部門應出臺相應舉措，控制心臟支架濫用的情況；四是相關管理部門要成立由社會成員組成的監督機制，即民間醫療衛生監督員，隨時出沒于各大醫院。
應該說，“瘋狂支架”既有醫院的責任，也有社會管理方面的責任。具體到我們管理部門，歸位於監管力度不夠等因素，醫生使用支架兼于科技和較大利益，此“動力”之下，心臟支架自然“廣泛使用”。另外，要說價格，也並非由醫院一方說了算，則應“追打”定價部門。所以說，“瘋狂支架”要“棒打”一群失職之部門，“變態搭橋”要“追打”一夥缺心之醫生。（台灣網網友 熊傳東）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