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中午，一農民工在鄭州鄭汴路立交橋下躺了20多天后離世。周圍民眾稱，他是病死或被凍死。在此期間，120和救助站被曝見而未救。11月2日，鄭州市衛生局回應，該民工拒絕就醫；而民政局也涉入調查，稱它暴露出救助工作的紕漏。
流浪民工，立交橋下躺了20余天，不幸去世……這起悲劇，因多重淒冷元素的疊加，而震痛著人心。也許它只是個案，可一個民工的非正常死亡，或是一把“反思的鑰匙”，是解剖底層群體生存、社會救濟等的微觀切口。
逝者無以挽回，其命運線條也畫上句號，但該民工之死，卻留下多個未竟之問：他為何會在立交橋下躺20多天？死因何在？在瀕死岔口，他有無被伸以援手……諸如此類的細節，都有待厘清，這既是撫平他“尊嚴褶皺”的必需，也是避免悲劇重演的必經之路。
透過民眾還原、官方回應，該民工“死亡路線圖”的梗概不難窺見：他在橋下住了一個多月，起初是白天等活、幹活，晚上睡在這裡，但後來20多天，躺著起不來，靠路人施捨維繫生存。11月22日，120接到報警後，詢問他時他稱兩天未正常進食，急救醫師讓他去醫院診治，被他拒絕。到了30日，他已無生命體徵。可以說，在整個過程中，倘若某個救助環節被激活，他或許可走出厄境。遺憾的是，在“患者待救”與主動救助之間，終究沒能無縫對接。
有人將鞭子打在120等救助機構上，認為其失之冷漠。而120急救中心似有苦衷：如果病人不願意去醫院或不需要急救，他們不會把人拉走。平心而論，對急救醫師等的責備，也許是立錯靶子：有個細節可為佐證，醫師在勸該民工診治遭拒後，掏出5元錢，讓工友幫他買食物。
至於該民工何以拒絕救治，我們不得而知，只能進行經驗化揣測：或許是身無余錢，難以承受救治費用；或許是殘喘已久，也無家人眷念，即便得救，也很難改寫“在饑寒中掙扎”的生存困境等。可肯定的是，倘若他活得有尊嚴，對生活希望充盈，又怎會拒絕活下去？
對救助機構來說，見而未救，確實構成救濟上的缺角。無論是履責僵化，沒有主動涉入，還是擔心增加救濟成本，不肯“自找麻煩”，都難逃罪責。在患者面臨著死亡風險之際，120、救助站理應主動救助，而非“遵循當事人意願”。消極施救，與見死不救無異。當然，救助成本應納入公共保障，以免救助機構在“斷炊”壓力、省麻煩心態下，不肯出手施救。
補全公共救濟在“最後一米”的缺位固然重要，但常態化的公共保障，才是更可仰賴的制度設計：如果該民工能有庇身之所，不必露宿橋下，病了可以免費救治，能享到社會關懷等，他的生活信心自會燃起，“絕望”也就能從生活詞典裏抹去。
體面而有尊嚴地活著，生命之花才不至於凋零。而死於病患或饑寒，卻在剝落“尊嚴”的內核。也只有延伸關懷觸角，從長效保障、臨時救濟等多維度去完善，才能讓每份尊嚴都柔軟舒展，免於“被凍傷”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