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從對文學的理解，莫言也許是夠資格當教授的。但是，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與作家又不能完全劃等號，當得好教授不一定當得好作家，這不用證明，“大學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已成了當下的真實寫照；當得好作家是不是也一定當得好教授呢？這卻不一定，有成功的例子，195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威廉·福克納，于1957年成為弗吉尼亞大學教授，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貝婁，獲獎後先後任教于芝加哥大學、波士頓大學，他們直接給大學新生授課，教授創意寫作等文學課程，在文學界和學術界傳為佳話。然而，大多數是失敗者，不僅學生和同行評價不高，還影響了自己的文學創作，從總體來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選擇到大學任教的少之又少。
人各有志，莫言選擇到大學當教授是他的自由和權利。但從新聞中，我們似乎可以讀出一點異樣。莫言說他最慚愧的是沒有認真學習，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學問修養，“知道我這個碩士是徒有虛名，我再奮鬥十幾年爭取及格。”當然，這句話也許是莫言的自謙，然而後兩句話，可能就是實話了，一句是“寫論文比寫小說難多了，我寫小說一天寫一萬字，寫論文兩個月才寫一千字”，另一句是“當老師要說許多話，而自己是極不會說話的一個人”。言語之中，顯出對當大學教授還沒有準備好。為何莫言又答應了去當教授呢？原來莫言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作家研究生班，並獲文藝學碩士學位，北師大還為他準備了當年包括成績單在內的所有檔案材料作為禮物，母校的邀請盛意難卻。
曾經，魯迅、朱自清、聞一多、沈從文、梁實秋、周作人、徐志摩、老舍、冰心等許多作家，都曾在大學執教，他們不僅留下了眾多經典文學作品，在學術上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隨著大學內部的教育、學術體制日益規範化，特別是科研成果論文化，科研水準量化，論文寫作模式化規格化，越來越多的作家難以適應這種單一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更加上大學不再以培養作家為己任，作家們便不得不與大學保持若即若離的狀態。近年來，作家當教授的消息不斷傳來，金庸當了浙大文學院院長、二月河當了鄭州大學文學院院長、阿來到四川社科院當碩士生導師、馬原進了同濟大學、梁曉聲進了北京語言大學、閻連科和劉震雲進了中國人民大學……作家走進大學當教授，能否打破已經僵化的評估體系，活躍和豐富校園文化生態，值得觀察。
然而，作家當教授，能否在傳道授業解惑的同時，繼續提供鼓舞讀者的優秀作品呢？大學有“象牙塔”之稱，也有封閉、遠離社會、脫離現實之嫌。魯迅先生曾號召革命的文藝家要走出象牙之塔，到社會中去，到旋渦的中心裏去，這樣才能創作出反映現實生活的好作品。作家關懷社會，就需要作家持守一個獨立的、自由的、屬於自己的精神空間，這和莫言說的一樣：“好的文學不應該是清澈透明的，而應具有豐富性、複雜性、甚至曖昧性。好的作品應當讓讀者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不同的感受，既有極大的彈性，又有極大的模糊性”。而大學有形無形的邊邊框框，或多或少對作家是有束縛的。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的，多是成名作家走進象牙塔，卻很少見到作家從象牙塔裏成名出來。
作家為何選擇象牙塔？已經公開的理由，主要是兩個，一是對大學校園有一種獨特的情懷，對教授學生有著特別的鍾情，如威廉·福克納、索爾·貝婁等；二是創作靈感枯竭，依借名氣，尋找一個棲身養老之地。莫言反覆強調，自己仍是一名農村作家，似乎還沒找到進入象牙塔的最佳理由。面對獲諾獎後，各種榮譽紛至遝來，莫言說對此保持著清醒認識。但願，莫言選擇去大學當教授，也是清醒認識下的選擇。（郭文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