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機制建設和平臺搭建的同時，積極運用電視、網路等現代傳媒手段，培育廣大民眾和社會主體進行民主協商的能力
繼黨的十八大確立“協商民主”概念之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強調“推進基層協商制度化”。協商民主與基層民主相結合，將有利於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參與、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促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
有效的協商，離不開廣泛的社會參與。有些人認為，選舉民主需要公眾參與選出自己的代表，強調多數決，是廣泛的民主；而協商民主是決策機構內部的協調和商榷，強調達成共識，是狹隘的民主。這種觀點錯誤地將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對立起來。實際上，二者都是人民民主的實現形式，能夠相互借鑒、彼此促進。協商民主並不因為強調協商而忽視參與，也必須有廣泛而有代表性的社會參與，否則就會異化為片面的協議。社會主體越多元，越能推動不同意見通過協商尋求共識；社會參與越廣泛，就越能建立協商民主的公信力。比如，浙江杭州以“我們的價值觀”凝聚社會共識，通過主動關聯培育複合型社會組織，探索出以平臺搭建容納多元協商、以機制建設引導利益表達等多種模式，大大拓展了協商民主的內涵和領域。
在推進基層協商制度化的過程中，重點需要解決日益增長的協商機制需求與制度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從各地實踐看，協商民主在制度供給上的不足仍較為普遍。如果說制度建設可以通過短期設計完成，那麼能力建設、人的現代化則是一項長期的系統性工程。如何在機制建設和平臺搭建的同時，積極運用電視、網路等現代傳媒手段，培育廣大民眾和社會主體進行民主協商的能力，將成為衡量協商民主成熟與否的主要指標。
推進協商民主的制度建設和能力建設，各地涌現出不少有益的探索。比如，武漢電視臺的《電視問政》節目注重“現場問責”，官員必須對有關問題現場答覆。如果答覆無法令人滿意，他們還會直接面對幾百名基層代表舉起的綠色“哭臉”表情牌；杭州電視臺舉辦的《我們圓桌會》節目注重“參與建設”，以圓桌會議形式開展黨政、專家、行業企業、媒體之間四界聯動，共同培育社會參與氛圍，提升建言獻策能力。前者在促使政府自覺接受民眾監督方面作用突出，後者在培養百姓民主協商能力方面特點明顯。制度建設和能力建設的結合，將有效推進制度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
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多發期，協商民主無疑能在群眾工作和矛盾化解中發揮巨大作用。讓群眾參與公共治理和決策運作，就與自身休戚相關的公共事務表達訴求、尋求溝通、達成和解，這是一個社會參與的過程，更是制度建設、能力建設的過程。需要看到，協商民主本身就是培育政治文化的課堂。在黨和政府的積極引導下，人們通過參與、溝通、協商等實踐，能夠培養對公共事務的興趣，鍛鍊出求同存異達成共識的能力，進而熏陶出現代社會應有的文化素質。而制度，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得以完善。（王 利/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