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家網站論壇爆料稱,山西省長治市公安局副局長、交警支隊支隊長樊紅偉有8個身份證。為此,人民網山西頻道向山西省公安廳核實此事,該廳治安總隊總隊長李樹田稱,此事已引起山西省公安廳領導重視,公安廳紀檢部門正介入調查,很快就會有結果的。(4月23日人民網)
似乎從房嫂開始,“一人多個身份證”的案例正以加速遞增的步伐突破人們的某種想像。而這其中更受人關注的是,多個身份的主角,無一例外都是公職人員,也因為此,多個身份證在公眾心中,亦正在建立起越來越穩固的腐敗聯想。一個市級公安局長遭遇有8個身份證的舉報,能否成為又一起腐敗案件的緣起,或仍待觀察。但隨著越來越多的腐敗案件由身份證迷局牽出,以此反思其中的腐敗“密碼”,必然到了必須引起重視的地步。
揆諸全國範圍內因有多個身份證而落馬的官員,公安局長這一身份並不顯得特別突出。此前,有資料可查的有安徽省鳳陽縣員公安局局長陶勇,成都市錦江區公安分局局長吳濤等。但作為公民身份證的直接管理部門,公安局長輕鬆擁有多個身份證,顯然又具有更複雜的意味。
事實上,關於公安局長與身份證之間的某種關聯,海南省公安廳一位內部人員早已有過這樣的“透露”:“沒什麼難的,市縣公安局長、分管副局長簽個字就能辦理戶口。”如果說這是基層公安部門在戶籍管理上的真實面貌,那麼,一位公安局長擁有多個身份證縱使讓外人大感錯愕,但以真實的管理生態而論,又未免不是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既然身份證辦理存在某種制度上的“洞開”,“受益”的顯然就不會止于公安局長。這種猜測,在去年公安部負責人的表態中,就已經得以呼應:要用3年時間徹底解決戶口和身份證資訊“錯、重、假”問題,實現全國戶口和公民身份號碼準確性、唯一性、權威性。被公安部出臺專門的時間表來予以專項治理,可見其中的問題嚴重性並非一般。而鋻於多個身份證的受益原則,除了技術上的差錯,這其中絕大部分如房嫂事件所揭示的,恐怕都與腐敗有著多重關聯。此次被舉報的樊紅偉,就是指利用多個身份證“轉移這些贓款”。以此而言,辨析“一人多證”上的“腐敗資訊”,未嘗不是當下反腐工作一個不可忽視的切口。
如果說戶籍資訊管理上的某種監管缺失與制度漏洞,為“多個身份證”的出爐提供了源頭上的便利,那麼官員的多個身份證要想行瞞天過海之效,就定然還需要權力的庇護。被舉報多年的樊紅偉,為何恰好在此時進入公眾視線,並受到當地公安部門的重視,時機上讓人玩味——源自舉報者的話稱,樊曾酒後吐真言,稱花錢擺平了前某高官,“沒人能扳倒他”。在後者剛被中紀委雙規之際,關於樊的舉報終於成行,這之中所隱約顯示的某種權力保護色彩,或許更令人想像。
可見,類似8個身份證的身份迷局能夠成功上演,當事人所倚仗的絕非僅僅是身份證辦理上的制度漏洞,而更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權力庇護。這種庇護體系的存在,顯然比單一的身份證資訊漏洞要嚴重得多。讓制度失范後的民眾監督失去了本來的力量,腐敗得以走得更遠,身份證辦理漏洞的糾偏得以繼續推延。
洞悉多個身份證背後的腐敗資訊就可知,要終結身份證的迷失,誠然需要相關部門對於辦理程式的制度性修復,更需要從源頭上堵住權力庇護的土壤,讓身份證回歸本義,而非權力可以上下其手的腐敗工具。(朱昌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