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童救人身亡，該不該認定見義勇為
四川8歲女孩李微微為救落水小同伴溺水身亡。當地政府曾打算為其申報“見義勇為”稱號，卻未獲得批准。當地官方稱，對未成年人見義勇為不提倡、不宣傳、不鼓勵，避免盲目模倣，所以建議不為其申報評定“見義勇為”稱號。
正方
拒評小英雄，看似無情實則有情
隨著時代的進步，從以人為本社會和諧建設的理念來看，我們必須調整我們的視角，重新審視“見義勇為”的“小英雄精神”就會更理性更人性。
從《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角度來看，並不提倡他們見義勇為，“不提倡、不宣傳、不鼓勵”原則，實際上彰顯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和關愛。我們習慣地無限制抬高獻出生命的英雄，而忽視了對個體生命的敬畏。
見義勇為這種崇高意義的社會公德往往停留在“僵化教條”的道德層面上，試想，哪一位母親能夠做到真正舍得讓孩子去“捨己救人”？誠然我們不排除父母“教子義方”的灌輸說教。當一個幼小的生命為了救人而一去不復返時，留下的是不盡的傷痛與陰影的痛楚縈繞。
沒有什麼比生命更寶貴重要。敬畏生命當從尊重個體生命開始，社會應從教育未成年人尊重生命開始。拒評見義勇為小英雄，是在向孩子們傳達一種權利觀念和自我保護意識，在一切權利中，最為重要的是生命的權利。在權利與道德的均衡中，權利優於道德。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敬畏人的生命價值。
拒評見義勇為小英雄，看似無情實則有情。社會從人性化的關愛未成年人的角度來審視，我們的視野就更開闊，思考更深入，就會更理性更人性化。如果大力表彰見義勇為小英雄，就會傳遞一種錯誤信號，引起傚法，對未成年人也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
汪代華（退休教師）
反方
認定見義勇為，不應有“身份”門檻
評定是否符合“見義勇為”的標準，應該是基本的見義勇為事實本身是否經得起考驗，而不是見義勇為者的身份。退一步說，哪怕救人者是罪犯，依然要肯定其行為。何況，作為法規，當然不可能規定某一特定群體適合或不適合“見義勇為”，否則就容易涉嫌身份歧視。
倡導和鼓勵“沒有自保能力或不明確危險的情況下”不要輕易救人，或許是一種善意的提醒，乃至對特定群體的有效保護。但是，面對已經確認的見義勇為事實，以“不具備見義勇為的相關要件”為由拒絕，不僅罔顧事實，讓逝者難以瞑目，讓其家屬深感痛心，更讓潛在的見義勇為者感到心寒。換句話說，在面臨危險時挺身救人，作為一個8歲的孩子，更值得肯定。
儘管當地的意見是不為李微微申報評定“見義勇為”稱號，但對於其家庭的具體困難問題，由相關部門按照政策規定予以幫助。實際上，李微微的家屬明確表示“並不是為了獲得經濟上的利益，僅僅是為了給女兒一個名譽”。就是說，當事人的訴求更多的是想為孩子的行為討一個說法，得到精神層面的慰藉，二者也是很多圍觀者吐槽的原因所在。
最好的處理辦法，不是泛化，也不是一概而論，而是對每一個案例，對每一個生命負責。處理得當，每個案例都是一面教人向善的鏡子，處理失當，則可能引發一場心靈的礦難。因此，對於這個因救人溺亡的小姑娘，當地政府部門可以不提倡，但不能不肯定，別忘了界定見義勇為的初衷和本質是什麼。
高明勇（媒體人）
中立
弘揚美德與保護未成年人應有平衡
見義勇為是什麼？包括《四川省保護和獎勵見義勇為條例》在內的法規的定義是：公民在履行特定義務以外，為保護國家、集體利益或他人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同各種違法犯罪作鬥爭或者搶險救災的行為。從法律上講，只要符合上述定義的行為便屬見義勇為。法律對未成年人見義勇為沒有明確規定，不意味著這一總括式的條文也不適用。也沒有哪部法律規定實施見義勇為需具備完全行為能力。因此，四川省見義勇為基金會的理由似乎站不住腳。
由於涉及到道德的邊界，未成年人見義勇為的問題一直存在爭議，問題的核心是在弘揚傳統美德與保護未成年人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對此，遼寧省進行了認真的權衡。2013年，遼寧省人大修改了《遼寧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將“不鼓勵未成年人見義勇為”的規定刪除，改為“鼓勵採取合法、適當、有效的方式進行見義勇為”。
見義勇為之所以被視為一種高尚的行為，主要是由於在行為的過程中，行為者為了他人利益而不顧個人安危所表現出的崇高精神。因此，對於見義勇為不能僅從行為的結果上評價，而更應著眼于行為的目的與過程。換句話說，即便見義勇為未取得相應效果，在這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敬佩與鼓勵的。
見義勇為是具有一定危險性的。因此，我們弘揚見義勇為精神，鼓勵採取適當有效的方式見義勇為，不提倡盲目的見義勇為，以避免不必要的損失。這是一種從結果考慮的理性態度。
對於為救落水小夥伴不幸溺水身亡的李薇薇，我們應當肯定她見義勇為的高尚精神。只不過，學校、家長在以此為榜樣，培養孩子們見義勇為精神的同時，教導他們要儘量採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唯如此，逝者的靈魂得以告慰，讓見義勇為的精神在中華大地上飛揚。
劉子溪（法律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