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巴黎經濟學院匹克迪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大火，也許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文版就已經面世了。書的重要主題是貧富差距，美國也是一個案例，這令我想聊幾句美國的“貧”，當然也只是閒聊。
美國的“貧”，跟赤貧移民有關
貧富這個話題讓我想到，在羅列國家經濟狀況的時候，幹貨就是實打實的數據。可是，在貧富數字的後面，各地會有一些特殊情況。例如美國，它是一個移民社會，它“貧”的一頭，是開放的、是持續不斷輸入式的，不是你要消滅貧困就可以消滅，因為它有大量來自他國的赤貧移民。例如最近的兒童偷渡潮，已經成為美國社會的危機問題。雖然奧巴馬政府否認有政策誤導，但是據移民律師的經驗，這些未成年偷渡客，80%可以合法留在美國，根據聯邦政府估計，2013年10月到2014年秋天，僅無人陪伴的少年兒童偷渡客，就將高達9萬人。奧巴馬總統前天要求國會批准、僅僅用於應對兒童偷渡客緊急人道危機的基金，就是三十七億美元。
在今年5月《紐約時報》公佈過一個民調，66%的美國人認為移民對美國有貢獻，46%的美國人認為移民應該受歡迎，這個比例在2010年是33%，在2007年是24%。在1990年代中期則為20%。這說明美國人越來越肯定：移民是美國活力的來源。但在談各國貧富差距的時候，作為移民國家，情況還是特殊，好比一個房間五個人，其中一個是窮人，各种經濟措施之後，這個窮人開始致富，同時，門開著，又進來新的窮人。可是這新增加的貧困人口就和前面的經濟政策沒有關係，只和國門守得緊不緊有關。
移民影響，也是全球化下的“均貧富”過程
但是，美國移民數量確實會大到影響經濟研究的地步嗎？一個例子是，上月底美國移民中心（CIS）發佈一個報告，顯示美國自2000年起，十三年來增加的五百七十萬個工作崗位，全部被合法或非法移民得到，而美國出生的美國人，就業人口反而從2000年的一億一千四百八十萬，下降到現在的一億一千四百七十萬，就業者少了十萬人。但是，移民帶來的“活力”在經濟上怎麼算，就要複雜得多了。
把貧困人口作為切入點，研究一個移民國家，顯然和研究一個非移民國家不同。這相當於研究一個國家和一個不斷有民工潮涌入的大都市的差別。移民影響，也是全球化時代的均貧富過程，一些國家貧民比例的減低，就是移民國家貧民比例的增長。而只要有類似“美國夢”，即個人不斷改善生活的目標可以實現，那麼，這樣的貧民比例，可能就是一個實質內容在不斷變更的數字，也就是不斷地有一批接一批的人脫貧，他們的位置由新移民頂替。
相對來說，美國的包容空間大，也比較習慣處理這樣的狀況。而西歐國家在東歐和非洲甚至亞洲的移民夾擊下，就顯得日益窘迫。在西班牙，外國移民和本國的區域移民，已經成為加泰羅尼亞要求獨立的一個重要原因。順便提一下，還有貢獻怎麼定義，有些地方談外來人口貢獻，只是感性地指“做了多少建設”。還有一個重要指標是納稅保障。假如只是工作貢獻而不納稅（在很多地區，非法移民會不納稅），尤其在失業率高的情況下，外來人員的工作，會不被認為是貢獻，反而是侵佔了本地人的工作機會。
不可忽略兒童非法移民危機的致貧效應
再細看美國最近的兒童非法移民危機，差不多可以算一個蝴蝶效應。它起于2008年的法律規定的一類“特殊移民少年”簽證。初衷是保護那些被遺棄和虐待的兒童：非法移民中的未成年人，如果能證明自己被虐待遺棄了，就可以申請留在美國。結果，中、南美洲的家長們，為了孩子的前途，就紛紛把孩子“遺棄”給了偷渡集團。
這一類由法律變更帶來的意外遠端效應，其實有很多。例如，對離婚後撫養子女的法律（child support）。論道理這完全是合理的。但是，一對夫婦養著幾個孩子的一家人費用，和一個人生活、再支付幾個孩子的固定生活費，遠不是一個數字概念，尤其對窮人，可能會相差很大，而且沒有調節餘地。實際上，有很多低收入美國人，因為這個法律，再也無法掙扎出一個人生困境。他們還不成熟就生兒育女，然後一兩次離婚，就陷在一堆子女撫養費的陷阱裏，再也沒有經濟上的空間去迴旋。但是要經濟方面提升，往往會需要一點點迴旋空間。而拖幾個孩子的單身母親，基本也就很難再工作了。
還有難以解救的人性弱點致貧，例如固定數量的酗酒和吸毒人群。我在美國住的第一個縣，縣城被評為美國最難活的十個城鎮之一。現在住的地方，周圍也有很多窮人，所以，知道貧窮和改變貧窮，真不是簡單的話題。(林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