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執行死刑18年後，原先被認定為強姦殺人案“兇手”的呼格吉勒圖，被判決無罪。12月15日，內蒙古高院公佈了再審判決。
遲來的正義讓人唏噓。儘管真兇還有待最後確認，但是，不管是呼格吉勒圖案，還是佘祥林案、浙江張氏叔侄案等的逆轉，都與“真兇歸來”、“被害人死而復生”等小概率事件不無關聯。給人樂觀期望的是，前段時間福建念斌案改判無罪，終於沒有再依賴這類“偶然”的小概率事件。
呼格吉勒圖案一審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是“認罪態度好”，而二審的上訴理由也是“沒有殺人動機，請求從輕處理”，這意味著對這麼一個有重大疑點的案件，律師做的竟然是有罪辯護。佘祥林案中也有類似情況。對當事律師來說，冤案昭雪以後，他們的辯護策略與職業態度，將和當年的辦案機關一樣，面臨質疑。當然，一味指責律師顯然有失偏頗，如果律師面臨重重阻力，甚至連閱卷都很艱難之時，又如何指望他們保護當事人的利益？可見，在避免冤獄鑄成的機理上，辯護律師敬業無懼的“死磕”精神何等重要，給律師創造“死磕式”辯護的條件又何等重要。
應該看到，此類冤案中輿論監督的推動力量。呼格吉勒圖案中，新華社記者的內參起了重要作用。事實上，從2005年趙志紅歸案等重大疑點曝光以來，始終有媒體在跟蹤報道，這使得“呼案”一直沒有脫離公眾視野。浙江張氏叔侄案能昭雪，聶樹斌案能在近日進入異地復查程式，都與媒體的追蹤報道和輿論的關注不無關係。其實，內參也好公開報道也罷，媒體和輿論從來都只是發現問題，並不能最終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保障媒體對司法機關的合理監督，如何保障司法機關既能獨立辦案，又能及時回應社會關切。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是“冤獄”集中出現的一年。比如，10月的呼格吉勒圖案，3月的河北聶樹斌案，4月的湖北佘祥林案，5月的湖南滕興善案。這4個案子都是可判處死刑的故意殺人案（除佘案外，其他三案的被告每人平均已被執行死刑），也都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第一波嚴打和90年代初、中期的後續嚴打時期，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也代表著那個年代的刑事司法風格與社會管控水準。在這個意義上，承認現實與消解阻力比追責更重要。
另外，判無期以上的重大冤案，大多要經過10年以上的時間，才可能有平反機會，而真正獲得平反，有時也還需要10年左右時間。佘祥林案和滕興善案，分別在宣判10年和20年後，才得以平反。聶樹斌案在將近20年後才開始復查，呼格吉勒圖案也是在將近20年後才獲得平反。這個沉重的冤獄時間成本，由所處時代、所判刑期、法條修訂、政治局勢變化（如呼案和聶案與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決定之間的重要關係）等多種元素鑄成，飽蘸著當事人和當事家庭的斑斑血淚，也意味著制度演化與社會發育的沉重成本。
拿出勇氣來承認過往，制度化消解阻力，加快梳理司法存量，確保包括訊問在場權和會見權在內的辯護律師法定權利，是儘量降低平反冤案成本的主要路徑，這是當下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使命，也是未來政治體制改革不容回避的問題。（沈亞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