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上海檢察院門戶網站挂出消息，稱上海司法機關已組織專門力量，對“梅吉祥、梅吉楊案”的歷次復查情況進行梳理，並將依法就相關問題做進一步核查。（《京華時報》4月9日）
儘管“梅吉祥、梅吉楊案”再次啟動復查，離最終糾正此案，只是萬里長征邁出第一步，但已經是殊為難能可貴。而此案重新復查的主要推動者，是上海退休高級檢察官劉炳華。他羅列出案卷中提及的所有名字，幾乎投入了全部節假日的時間，奔走7年找到了能找到的所有證人，匯集的五十多個文件夾疊起來有3米多高。令人關注的是，他在體制內歷經了幾乎所有的渠道均無效的情形下，鼓起勇氣向媒體披露此案冤情，才讓案件有了一線轉機。
而此前浙江“張輝、張高平冤案”的平反，其幕後的主要推手是新疆石河子市駐監檢察官張飚。他一度因為牽掛張氏叔侄案，而夜不能寐。為了探查真相，他甚至前往杭州重走張氏叔侄案發當晚走過的線路。而在2005年，河南省胥敬祥冤案的平反，同樣是檢察官蔣漢生所推動，從1998年至2001年，檢察官輾轉河南、山東、山西幾省，奔波千里，為此案的平反蒐集了大量的證據。
這些主持正義的檢察官無疑值得人們敬重。他們是勇敢的，因為他們不迷信已有的公、檢、法作出的定論，在沒有“真兇出現”、“被害人生還”等情形下，敢於對案件提出質疑；他們是忠誠于法律的，為了調查一個冤案，他們往往一投入就是幾年甚至七、八年時間，不但經常佔用業餘時間，甚至在退休後仍然堅持調查；他們是無所畏懼的，糾正一個冤案，往往就是挑戰了一個群體，當年辦案的公檢法都可能因此承擔責任，特別是他們還要得罪同行，因為一個冤案的形成，也離不開檢察官的公訴。
這些檢察官令人欽佩，他們的作為，體現了自身的職責所在。作為國家法律監督者的檢察官，不但負有查緝犯罪，代表國家提起公訴，打擊犯罪的職責，更負有“客觀公正義務”。這種客觀公正義務就是指檢察官要站在中立的立場，公平、公正地對待每一個公民，既要打擊罪犯，又要保障每個公民的人權，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合法權利，對於公民受到的冤情，有義務幫助糾正。如果檢察官一味地追求打擊犯罪，面對侵犯公民合法權利的行為，特別是公權力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權利的行為于不顧，那麼，他就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不是一位稱職的檢察官。
今天，我們尤其要呼籲檢察官們在糾正錯案、冤案上衝鋒陷陣，幫助那些受冤的公民。因為，儘管當事人本人、律師也會不停地申訴，但是，他們的申訴聲音太小、資源太少，如同佘祥林、趙作海案件一樣，他們申訴的成功往往依賴於“真兇出現”、“被害人生還”等小概率的案件，甚至是連“真兇出現”也難以糾正案件。而檢察官本身負有糾正冤案的義務，又依託于檢察機關的資源，他們主動去糾錯，將更有能力發掘證據，發出更大的聲音，從而讓更多的受冤的公民看到希望。
當然，要讓檢察官們都能像劉炳華、張飚、蔣漢生他們一樣，鍥而不捨地糾正錯案，一是要呼籲檢察官們都能遵循職業道德，履行“客觀公正”的義務，要具有道德勇氣和做人的良心，忠誠于憲法和法律；二是在司法體制上要有改革，要讓檢察官不受權力的控制和干擾，保證他們能自主地履行職責。檢察官願意而且能積極有效地糾正冤錯案，我們的法治建設才會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