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體現壯士斷腕魄力和英雄主義情懷
近日，《人民日報》推出重磅系列評論員文章——論協調推進“四個全面”，並被《新聞聯播》頭條摘播，引發廣泛關注。曾提出“新設計師”概念的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接受記者獨家專訪，他認為“四個全面”是習近平在設計中國道路過程中的又一次概括、又一次新力量的注入，是在前進中完善思想理論體系、執政體系的新的理論突破。
“四個全面”執政理念高度和寬度前所未有
“‘四個全面’究竟‘全’在哪？透過它，其實可以看到習近平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上的現代執政思維。”公方彬認為，“四個全面”的高度和寬度尤其值得關注。
高度體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是“初步實現”，也不是“局部實現”，而是“全面實現”，體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縱觀小康社會的發展脈絡，鄧小平提出什麼時間初步實現小康社會，後來兩代領導人的執政過程都是中國大國道路的發展過程。習近平提出這個高度更加明確，更加多位一體。
寬度體現在全面深化改革，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領域的全面改革，不是從一個單行路徑去改，而是著眼于立體全面的改革。比如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徑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四中全會提到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說明，我們選擇的路徑還是從經濟體制改革到政治體制改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過來影響經濟基礎，這個辯證關係能從“全面”中看出來。
同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法治黨、治政、治吏、治理社會，都要全面依法進行。最後，全面從嚴治黨，不是說就反腐這一段時間從嚴、其他時間不嚴，也不是說治下從嚴、治上從寬，而是全面從嚴。因此，“四個全面”確實高度、寬度都史無前例。
“四個全面”何以引起廣泛而強烈的共鳴？公方彬認為，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它著眼于繼承和發展。鄧小平提出了小康社會的目標，但現在是繼承前人、有所超越。現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在目標、內涵上正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其次是它著眼于可持續和可實現。公方彬指出，“四個全面”提出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不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可見思路很理性，現在很多人看到我國GDP已居世界第二位，就頭腦發熱，這種不理性容易導致“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等思潮的出現。
再次是它著眼于現實性和側重性。“比如依法治國、從嚴治黨，都是高度關注現實，如果我國法治進程已成常態，就不應該說‘從嚴’，這種提法是當前特殊階段的特殊要求。其中都包含著習近平的邏輯和辯證思維。”公方彬說。
“四個全面”包含豐富的價值觀內容、擔當精神和英雄主義情懷
公方彬認為，“四個全面”背後有著豐富的價值觀內容，體現了非凡的擔當精神和英雄主義情懷。
如何理解？因為一方面，“四個全面”體現了“人的關照”，比如提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的是為全社會所有公民創造美好的生活環境和生活品質，全面實現，關照的是全體國民，不是既得利益集團，不是先富起來那些人，也不是掌握權力那部分人。另一方面，體現了“品質和內容的關照”，“四個全面”不是單獨的經濟指標，還包括精神等各方面的全面指標。
尤其重要的還在於其體現了“革命者的改革勇氣和改革意識”，公方彬認為，適度改革、階段性改革、部分改革相對容易，但力推反腐觸及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利益集團，只有帶有英雄主義情懷和強烈擔當精神的改革者才能推動改革，否則一定會畏難不前。反腐力度之大和習近平的執政能力之強，大大超出了老百姓的想像，“新年很多百姓要給習大大點讚，作為一個領袖，這種人心不是輕易能得來的，老百姓心裏有沒有你，是不一樣的。”公方彬感慨地說。
因此，推進“四個全面”，公方彬認為，不能只看到其技術層面，背後實際包含著他的精神世界、價值觀和英雄主義情懷。“沒有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的精神，老百姓能擁護嗎？不是說出來的，是做出來的。全面改革沒有退路，力推反腐也沒有退路，現在取得這麼大成績，但只要一停滯，那些被打擊的、將要被打擊的都會起來。所以，習近平是以一個統帥的身份，做了一個過河卒子的行為。他完全可以坐在中軍帳中，享受喝彩。但他犧牲自我，只進不退，值得敬佩。”
“四個全面”表達了新設計師習近平的路徑選擇
公方彬認為，“四個全面”的出現有其必然性，習近平是“新設計師”，是中國大國道路的設計者，大國道路“必須設計”，因為中國走的路沒有經驗可循。公方彬認為，馬克思只設計了革命的半程，執政的半程沒設計。“蘇聯老大哥已不復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寥寥無幾，中國自己走這條路，你不設計誰設計？”依法治國、力推反腐都是“已經設計”。“還要設計”，因為更艱難的設計在後面。
所以，新設計師面臨路徑選擇問題，走什麼路？怎麼走？“四個全面”告訴人民答案。
唯有深化改革，才能消除現有矛盾問題，同時迎接新的挑戰。以前現在很多矛盾是沒敢動，但現在矛盾內外交織，怎麼辦？比如面對腐敗問題，可以妥協平衡、捂著蓋著；也可以選擇壯士斷腕，迎著改革上的代價就是經濟發展減速。“得不怕GDP減速，大國發展不可能GDP總是增長，經濟增長過快還可能引發各種社會問題，比如精神危機等，所以現在只有改革，且全面深化改革才可能走出這些矛盾。”他說。
唯有依法治國，才能保證中國進入進步、文明的行列。歷史告訴我們，人治是行不通的。中國要進入現代化國家，必須走法治道路。這裡面有差異性，但習近平在四中全會改革很多新理念注入後，絕不停留在口號上，而是紮實在走。比如公檢法錯案終身追究制等的出臺，都體現了極強的規矩意識和法治意識。
唯有從嚴治黨，才能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我們國家和西方不同，西方有沒有政黨沒區別。比如美國總統華盛頓說過，美國不需要政黨。美國可以很長時間沒有政黨，他們講選舉黨，但中國一天也離不開共產黨。因為我們的制度設計不同，西方是“小政府、大社會”，政黨是選舉黨，比如美國如果這一屆幹不好，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互相推卸責任，換屆後所有矛盾問題都推掉了，沒有包袱。但中國社會資源高度集中在政府，政府行為就是黨的行為，黨在一線工作，沒有退路。同時，共產黨長期執政，老百姓把好和不好都記在黨的頭上。必須得更嚴格地治黨，這就是我們的執政特徵。
“越重要，越有難度。‘四個全面’能不能落到實處，目標、路徑、要求都有了，下一步要看執行力。下一步我認為要出配套措施，我們有目標，還要有具體制度跟上，有一系列操作性規範跟上。”公方彬說。一要有細則，應該用現在我們理解的和應該達到的目標進行清晰表述，重新設計經濟增速。二要有封閉的體系，立法、司法、監督，黨的系統監督、政府系統監督，還有輿論監督等監督形式，加在一起封閉起來後才有力，只要有一個漏洞都可能“針尖大的洞，透出斗大的風”。他認為，後續的工作要做好這兩個方面，才能實現“新設計師”的全面設計、總體設計。
客觀看待“四個全面” 更具可操作性
有人說“四個全面”會達到寫入黨章的高度，公方彬不這麼認為，他認為“四個全面”操作性更強，並沒有升級到政黨、國家的理論。比如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體系是由一批思想家設計的，例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盧梭的公權和私權、洛克的三權分立學說等。我們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由馬克思設計，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設計，必須考慮到深層的理論支撐問題。
“我們對習近平的期待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一代領導人在框架內有自己的東西而已，而是期待他能真正意義上帶領中國走上偉大復興道路，一個政治家、思想家設計出大路徑，難度非常大，需要一個過程，不能操之過急。”公方彬認為，如果理論界不適當地推動“四個全面”囊括習近平全部思想內容的話，反而降低了習近平的思想理論高度。真正深層設計是理論和思想的設計，理論不突破就實現不了偉大突破。
中國已經發生過兩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突破，一個是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革命的理論實現革命的目的，另一個是鄧小平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完全跳出了姓資姓社的二元對峙，如果他不能跳出左右之爭的泥潭，中國就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今天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現狀。
“而習近平如果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屬於第三次突破，是實現政治觀的突破，切中要害。革命的模式和執政的模式不一樣，革命以打破為主，甚至可能剝奪生命，而執政只能平衡溝通，尋找最大公約數。雖然根本都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作支撐，但今天不能以革命的理念解決問題，只能以執政的理念，需要我們創新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大工程。”因此，公方彬不同意過早地把“四個全面”概括成涵蓋習近平的全部思想理論和支撐理念，他認為這將限制習近平的思想空間，也限制中國共產黨的理論突破，限制中國大國發展的高度。必須設計，已經設計，還要設計，這個路沒有封閉，還將無限設計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