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行政副中心的確立，是北京城市佈局調整的重大舉措。但是，如果將關注點只停留在“誰是副中心”，就偏離了協同發展的要旨，也跟不上北京城市變化的步伐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自今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以來，持續引發輿論聚焦，人們既關注中央的頂層設計，也關心京津冀三地如何落實。
7月10日至11日，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屆七次全會表決通過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貫徹〈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意見》，確定了北京貫徹協同發展國家戰略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北京按2017年、2020年、2030年三個時間節點，部署四個方面目標任務：疏解非首都功能、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控制人口規模、治理北京“大城市病”，創新發展、建設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提高區域協同發展水準。
方案揭開面紗後，“通州升級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成為這幾天最火的新聞，有媒體感慨“塵埃落定”。毫無疑問，市行政副中心的確立，是北京城市佈局調整的重大舉措。但是，如果將關注點只停留在“誰是副中心”，局限在市屬政府機關如何搬遷轉移上，就偏離了協同發展的要旨，也跟不上北京城市變化的步伐。
歷經2008年奧運會和2014年APEC會議的舉辦，歷史名城北京更成為一個生機勃勃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但也在多年發展中積累下日益突出的交通擁堵、大氣污染等“大城市病”。穿透這些表像，城市、人口與生態環境、資源承載力的巨大衝突，更令人深思。與此同時，北京對周邊城市的虹吸效應，也對區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這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現實基礎，也決定了其目標所向：同步破解北京的“大城市病”和區域發展難題，打造現代化新型首都圈和具有較強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使之成為我國經濟發展新的支撐帶。在這一國家戰略中，北京必須重新思考，“在新時期建設什麼樣的首都、怎樣建設首都”？
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北京的城市定位不夠清晰，“強大的工業基地”曾是北京“名片”，“經濟中心”也曾寫入城市總體規劃。各項功能都高度發達的城市，未必適合承擔首都功能。積累了過多“一般性功能”的首都，也容易超負荷。“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確立後，對城市功能“做減法”，疏解非首都功能就勢在必行。
當前，聚集在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般性的製造業，區域性的物流基地和批發市場，中心城區過於密集的教育醫療資源，部分行政、事業、服務單位等。辯證看待，既要承認和肯定其對首都發展的歷史貢獻，也要清醒認識其與城市定位的現實錯位，更要看到其對首都發展的負面效應日益顯現。
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才能落實好城市戰略定位。這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鍵環節和重中之重，也是破解北京“大城市病”的根本之策。
目前，北京最突出的問題是人口過快增長，歷次確定的1000萬、1250萬、1800萬等人口控制目標屢屢被突破，各種“大城市病”也多與人口相關。人口向北京聚集，無論常住還是暫居，根本原因還是北京承載的功能多。只有疏解功能，調控人口才能見實效、不反彈，才能為城市轉型升級和生態環境修復爭取時間、空間。
何況，天津、河北及周邊地區常有“資源和機會被北京吸走”之嘆。北京將一般性功能遷出，必將與周邊地區形成良性互動、優勢互補。當然，這種疏解不是簡單的企業遷移，更不是污染輸出，而是相互配合的轉方式調結構、區域產業的集體提升。
一株植物，修剪枝蔓，主幹才能長得更強壯。一座城市也是如此。疏解非首都功能，非輕易之事，也難一蹴而就。疏解功能、協同發展“首先是好事，其次才是難事”，從北京城市戰略定位出發，堅持“控”與“疏”雙管齊下，堅持市場與政府兩手用力，堅持疏解與提升同步推進，態度堅決、路徑理性，就能超越短期的利益考量，克服眼前的畏難情緒，牽住疏解功能的“牛鼻子”，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首都。(余榮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