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杭州市人大常委會通過《杭州市文明行為促進條例》。該條例規定：被救助人主張其損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應當依法承擔舉證責任，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擔不利後果。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實、誣告陷害而發生費用的，有權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償。
“救人者無須自證清白”，從社會道德層面來講，這應當是一個常識。然而，近年來一些“做好人反被誣陷”的現實劇情，顛覆了這個常識。面對需要幫助的對象時，到底該做一個熟視無睹的路人？還是做一個見義勇為的好人？竟然成為一個讓人糾結的問題。人有扶助弱者的天性，但也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如果做一件好事反而惹了一身官司，如果做好事的成本越來越高，風險越來越大，人們離“做好事做好人”越來越遠，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是，為規避風險而不敢去做好事，這不是一個健康社會應有的態度。如何讓好人可以放心地做好事，一些城市都在嘗試以法規條例的形式為好人“披盔戴甲”。今年7月24日，首次提交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的《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草案）》提出，患者及其家屬如捏造事實向提供幫助者惡意索賠，將承擔法律責任。即便是杭州，這也不是第一次以“立法”形式來保護好人了。一年前，杭州市就通過了《院前醫療急救管理條例》，該條例明確規定，鼓勵具備急救專業技能的公民對危、急、重症病員實施緊急現場救護，其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不追究有關法律責任。
統觀這種種條例，其核心指向都可以歸結為“好人免責條款”。雖然說，人們做好事的天性一再被傷害，現在必須用法律來保護這種天性，似乎有那麼一些無奈。但反過來看，用“法”的形式為好心人豎一道保護墻，這也是文明社會的必須之舉。在美國，幾乎每個州都制定了《無償施救者保護法》。其核心就是鼓勵或者保護人們在緊急時刻救助他人，而免除無償救助者施救時的後顧之憂。
從我國目前現有的法律看，如果見義勇為者被誣陷，當事人可以到法院提起名譽權的訴訟，以維護自己的權益。但是，如果舉證責任在見義勇為者，試想一下，很多時候見義勇為者都是在緊急情況下做好事，哪來得及事先留存證據。從以往種種案例來看，即便最後查清了真相，被救助者的“誣陷”行為很難被追究責任，而口頭上的道歉，壓根也不足以懲戒他們“誣陷”的衝動。要知道，道德可以引人向善，但道德卻很難懲治“惡”，如果法律不能有效懲戒被救助者的“誣陷”，“恩將仇報”的現實劇情就不可能終結，人心焉能不倒？
杭州市出臺條例規定“救助者無須自證清白”，是在以立法形式保護好心救助者的權益。只是，在“好人難做”的當下，地方試點“立法保護好人”能否得以更進一步的普及，還有待全國立法跟進。世間事，惡與善總是並存，光明前進一步，黑暗便後退一步。所以，立法保護好人的同時，“嚴懲惡意蓄意誣陷者”的立法理念必須同步跟進，這方面，杭州開了一個好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