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全黨同志必須牢記，我們要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歷史沒有終結，也不可能被終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是好，要看事實，要看中國人民的判斷，而不是看那些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的主觀臆斷。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完全有信心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國方案。”這是對中國道路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世界歷史意義的高度肯定。
一
人類文明從來就是多樣化的，這是因為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不同而造成的，但是在多樣性的文明形態的發展中又是有著普遍性的規律的，這就是生產力始終是根本的動力，這個根本動力又是通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體現出來。因此，“更好的社會制度”即是指能夠順應社會基本矛盾的要求、為生產力的發展持續開闢道路的社會制度。
在人類發展歷史上，如同封建社會取代奴隸社會一樣，資本主義社會相對於封建社會也顯示出了巨大的歷史進步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裏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但是，這個制度並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產力的持續發展問題，因為它不過是用一種新的剝削制度取代了舊的剝削制度，儘管在這種新的剝削制度中，人類的文明進程加快了，人類自身的解放也進入了新的階段。
在社會化大生產和資本主義私人佔有矛盾的作用下，資本主義在它的歷史進程中逐漸顯示出了自身的局限性和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必然性，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又進一步指出：“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裏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競爭之上的。資產階級無意中造成而又無力抵抗的工業進步，使工人通過結社而達到的革命聯合代替了他們由於競爭而造成的分散狀態。於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佔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二
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化條件問題上，馬克思依據的仍然是生產力的發展水準和發展程度，他強調“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之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這個正確的道理是極為深刻的。
後來的實踐表明，在這個基本條件的制約下，影響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中國革命的勝利，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真理性，但是由於革命勝利後的俄國和中國都處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狀況，一個重大的問題隨之產生：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是：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否則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鞏固和發展都將失去可能性和現實性的基礎。列寧敏銳的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1918年春寫作的《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一文中指出:“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後,隨著剝奪剝奪者及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然要把創造高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其後《俄共(布)黨綱草案》中,又進一步闡述了這個思想,“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一個根本的任務,因為不這樣就不可能最終地過渡到共產主義。”但是通過什麼樣的具體的社會主義道路去解決生產力的發展問題卻沒有千篇一律的模式。
十月革命勝利後的1918年至1920年期間，國內戰爭爆發，糧食、煤炭、石油和鋼鐵的主要產地陷入敵手，蘇維埃國家處境十分困難。為粉碎國內地主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發動的反蘇維埃政權的戰爭，列寧領導的俄國共產黨制定了“戰時共產主義”這種特殊的臨時性的社會經濟政策，實行國內貿易國有化、余糧收集制、實物配給制、勞動義務制和全部工業國有化。戰爭結束以後，繼續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由於不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情況，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在危機面前，列寧轉而實行“新經濟政策”，用固定的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部分恢復私營經濟，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企業仍歸國家所有、允許自由貿易，恢復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換、廢除實物配給制，實行按勞分配製，社會經濟狀況很快得到了好轉。
在總結經驗教訓時列寧指出：“我們計劃……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我們在經濟進攻中前進得太遠了……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對俄國來說，根據書本爭論社會主義綱領的時代也已經過去了，我深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只能根據經驗來談論社會主義。” “現在一切都在於實踐，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歷史關頭：理論在變為實踐，理論由實踐賦予活力，由實踐來修正，由實踐來檢驗。”
列寧逝世以後，史達林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在推進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形成了“蘇聯模式”。“蘇聯模式”在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歷史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於其潛在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這個模式在運作中逐漸走向了僵化，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
建國以後，中國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從借鑒蘇聯的經驗教訓開始的，毛澤東最先提出：“不可能設想，社會主義制度在各國的具體發展過程和表現形式，只能有一個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國是一個東方國家，又是一個大國。因此，我國不但在民主革命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而且在將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後還會繼續存在自己的許多特點。”這個探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經歷了曲折的發展。
道路決定命運，中國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是圍繞著民族復興問題展開的，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註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
這條道路之所以正確，從歷史淵源上講，它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
從實踐成果上講，它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全面邁向現代化，讓中華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使具有500年曆史的社會主義主張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成功開闢出具有高度現實性和可行性的正確道路，讓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使具有60多年曆史的新中國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短短30多年裏擺脫貧困並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使中華民族煥發出新的蓬勃生機。
從理論成果上講，沿著這條道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向世界文明發展提供了兩大獨創性理論成果：一是關於改變舊制度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成果；二是關於發展新制度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成果。在這兩大獨創性理論成果中，蘊涵著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時代課題艱苦探索的基本認識。
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和發展具有重要的世界歷史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到的，一方面，“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另一方面，“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決好民族性問題，就有更強能力去解決世界性問題；把中國實踐總結好，就有更強能力為解決世界性問題提供思路和辦法。”
縱觀世界現代化的歷史，人類文明在演進中一直在破解如何在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同時不斷推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這個難題，它考驗著人類的智慧，也是實踐檢驗社會制度優越與否的重要標誌。馬克思主義為破解這個難題指出了正確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正在為人類解決這個時代性難題提供制度選擇的“中國方案”。
當然，這個方案的成熟還會有一個過程，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總的歷史趨勢，實現這個歷史趨勢需要具備複雜多樣的歷史條件，是長期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將與資本主義在對立中共存、在借鑒中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興起，體現了社會主義在曲折中向上發展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我國仍然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還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面臨速度換擋、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等新情況新問題，這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實現這樣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對我們是一個新的巨大挑戰，是關係到我們能否順利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21世紀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重大問題。
在中國道路和中國方案的問題上，我們既要有充分的自信，又要有清醒的自覺，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在趕上時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同時引領時代的發展。（何之）
[責任編輯：韓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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