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此次個稅上調無疑對提高中低收入階層收入有顯著利好；同時，在當前CPI逐月攀升、穩定物價成宏觀調控首要任務的背景下，其對當前通脹治理的積極作用也不容忽視。
起徵點提高不會助長通脹
對於個稅起徵點提高所間接造成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進而對物價上行造成的直接效果，有觀點指出，收入上升意味著人們購買力和消費傾向上升，從而導致消費供給品的價格上升，進而可能助長通脹。
筆者認為，關鍵在於搞清楚當前通脹的成因。如果通脹源於供少於求，屬於需求拉動型，則收入增加引致的需求增加必然會進一步加劇供不應求局面，進而推升物價水準。但是，當前我國通脹的成因更多地呈現出成本推動、輸入性因素和供求結構錯配相結合的綜合性特徵。需求因素所起的作用並不顯著，即使有，也主要是由於投資需求增加所引起的生產資料價格上行，進而擴展到消費價格領域，這主要是政府或者企業行為，與個稅起徵點提高所可能造成的居民消費增加性質截然不同。
而且，個稅起徵點提高後，考慮到恩格爾定律的存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可能會主要體現在非日用必需品的增加上，而對糧食、蔬菜、副食品等增加消費的幅度可能會很小。在當前物價形勢主要由食品價格所主導的背景下，這種對通脹的推升作用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本次個稅起徵點上調不會形成對當前通脹局面的顯著推升作用。
加大對通脹的容忍度
當物價上行速度加快時，最先受到影響的便是工薪階層和低收入群體。由於物價的上漲，會直接降低其生活品質。如果通脹形勢進一步嚴重，則可能降低居民的滿意度，進而影響到穩定和諧的社會局面。
在本輪物價上行壓力可能長期存在，3%以上通脹水準將維持較長時間的背景下，如何降低通脹負面效果，增加社會對通脹的容忍度是一個重要問題。筆者認為，一種有效的途徑就是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變相抵消通脹對實際收入的影響。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多種途徑——
一是提高工資水準，這種效果最為顯著。例如，根據日前出臺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未來5年，我國最低工資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但在勞動力成本已然高企的背景下，直接提高工資水準勢必會增加企業的經營成本，不利於企業的正常運營。因此，實施空間較為有限，受到制約的可能性較大。
二是間接提高實際收入，即在總體收入標準未變的情況下，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其中減稅就是一種重要方式。通過本次個稅起徵點上調，可以直接達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目的，以扣除“三險一金”後月入4000元為例，上調後實際可支配收入將增加4.2%。這體現了國家對因物價上漲等因素造成居民生活成本上升的一個補償。無論是直接提高工資還是間接增加可支配收入，都體現了這樣一種政策信號，即通過提高居民收入來提高社會對通脹的容忍度。
擴展物價調控政策空間
在當前穩定物價成為宏觀調控首要任務的背景下，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都加大了力度。但是，隨著各類政策措施的相繼出臺，在對物價上行產生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負面效果，比如部分中小企業經營出現困難，各類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PMI（採購經理指數）接連走低，經濟增速趨緩等。這些負面效果的存在，使得處理好防通脹和穩增長關係的難度加大，各類政策的出臺變得更加謹慎，相應的政策空間也有所縮小。
此次個稅起徵點上調，直接效果是促進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促進居民消費水準的提高，進一步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這對於改變當前外貿逆差縮小、經濟主要靠投資拉動的局面，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無疑具有一定利好。另一方面，個稅起徵點的上調，主要是對工薪階層的影響較大，這種對其收入的間接促進作用，可以部分削弱其對提高工資收入以使可支配收入不因物價上漲而降低的訴求，從而部分減緩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改善企業經營狀況，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有利於促進經濟的有效運作，助力經濟增長。
當前來看，我國物價上漲的勢頭仍在延續，經濟穩定發展面臨的局面也日趨複雜。可以說，此次個稅起徵點上調，對於當前通脹治理、對於處理好穩增長與防通脹的關係，都提供了實實在在的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