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結束的廣州計程車價格聽證會，因提出兩套漲價方案，遭到民眾質疑。隨後，廣州市政協委員韓志鵬在微博上指出聽證過程中存在的多項問題，並建議重新舉行聽證會。前日，廣州市物價局長羅家祥約見了韓志鵬，並就韓的質疑一一回應，但他表示，聽證會很成功，“推倒重來是不可能的”。

　　儘管韓志鵬對會見結果並不滿意，並堅持要求物價局召開第二次聽證會，如果物價局不同意，他將會向定價機關，也就是廣州市政府正式提出申訴，但不可否認，這個因聽證會而起的溝通是吸納民意的表現，值得肯定。我國聽證會制度存在不少問題，其中居於首位的應是誠意問題。

　　自《行政處罰法》于1996年施行以來，我國在陸續出臺的有關法律中，對聽證程式作出了規定，並相繼建立了行政處罰聽證、價格決策聽證、立法聽證等三大類聽證。這其中，由於價格決策聽證與大多數人的利益息息相關，因而也最受關注。

　　價格決策聽證實行之初，許多人對公眾在價格聽證上的決定作用抱有不小的期望，然而經過多年的實踐，客觀地說，公眾對價格聽證逐漸難再期待。聽證會似乎陷入了“逢聽必漲”的定式，“走形式”成了對聽證會普遍的社會觀感。人們對聽證會的不滿，還不只這些，一些地方還出現了諸如聽證會代表在會上睡覺、“固定班子”代表等情況。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聽證制度作為一種民主形式，已經廣為人熟知，但民眾卻強烈感受到“聽了也白聽”，對聽證會的參與熱情在不斷降低，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公眾“零參與”。這樣，聽證會在公共決策的民眾參與與官民互動方面，就很難發揮作用，往往是形式大於實質。

　　從聽證制度的相關規定看，我國聽證制度與英美不同，它只是一種表達意見的方式，聽證會上提出的訴求、陳述的事實及其理由，對於最終作出的決定沒有約束力。正因為此，價格聽證會更有可能淪為“走過場”。進一步說，一場聽證會能否起到預期的積極作用，取決於組織者是否有吸納民意的誠意。

　　是不是認真考慮民意，以多大誠意吸納民意，並沒有一個確定的判斷標準。相較于一些地方部門對民眾意見的置若罔聞、我行我素，廣州市物價局的回應是有誠意的。然而，在尚未達成共識的部分，相關部門能不能進一步拿出誠意，比如接受召開第二次聽證會的建議，或者把吸納民意後的修改方案，在提交審議前，先向民眾公佈一個有力的說法。某種程度上說，吸納民意的誠意度，決定了民眾參與決策的深度。

　　在現代社會，聽證制度作為公民有序參與政治的制度安排，用以平衡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既是在限制權力，也是在提高決策效率。推進聽證制度繼續向前發展，就必然要提高民意的決策權重，而以更大誠意吸納民意，則是必須邁出的第一步。

[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