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門要求降“用藥收入比重”，一些公立醫院就提高“設備檢查收入比重”。一個心血管病人被放7個支架，血管成了“鋼鐵長城”。這說明“過度醫療”久治難除，而且還花樣翻新。（2月20日《西安晚報》）
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你要降低藥品收入比重，減輕老百姓的負擔，那麼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損害，他就要“堤內損失堤外補”，用增加大型設備檢查頻次，如核磁共振、CT等等，來提高醫院利潤。甚至大型設備檢查費用上去了，藥品收入佔比看似下降，但該降的沒降，不該升的反而升了，等於按下葫蘆起了瓢，乃至不按葫蘆也起瓢！
其實不難理解，這也是利益博弈中的必然回合，或者說是醫療改革中的陣痛。某種意義上說，非得經過著各種各樣你來我往地較量，想到的和沒有想到的、花樣的和花樣翻新的，在陣痛的充分發作之後，才會分娩出一個健康的嬰兒——醫療改革的成功。舍此，恐怕沒有別的無痛分娩——輕鬆改良的途徑。
但是，當一種措施過度使用的時候，就變了味道，可能會引起質的變化。就說一個心血管病人被放入7個支架，血管成了“鋼鐵長城”這種治療，雖然解決了血管堵塞的問題，但心臟能不能承受得起這麼多的人體異物，是不是需要打個“？”。筆者質疑可能外行，可專家——山東省胸科醫院醫學工程部主任毛樹偉也說：“支架放3個以上就失去臨床意義，放7個純粹變成賣支架。”你看，這是不是背離了救死扶傷的宗旨，把救人性命的醫院，變成了任意“宰人”的場所？
有個段子說，一個人口袋裏別了一支鋼筆，別人說他是大學生；於是他再帶一隻，別人覺得他是幹媒體的，於是他很開心，又帶了一隻別在身上，可大家不再認為他學問很大，倒覺得他是修鋼筆的了。7個心臟支架，就和此有異曲同工的效果。不同的是，這不是病人自我炫耀，而是醫院植入——當然可能得到病人和家屬的同意。可這種同意，會不會是資訊不對稱下的“被同意”呢？
這種令人拍案稱奇的事情，說穿了，“利”是其背後最大的推手。本來，就心臟病治療而言，搭橋手術是最好的方案（毛樹偉說）。可是現在，醫生普遍不願做搭橋手術，而選擇使用支架。據業內醫生坦言，“每個支架醫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這意味著，每給病人放一個進口支架，醫生至少能拿到2000元的額外收入。這就是支架用量越來越大的根本原因。此外，支架的費用，國產出廠價一般為3000元，賣到醫院價格漲到1.2萬元；進口支架到岸價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漲到2萬元。——暴利如斯，誰能不怦然心動啊！
由此不難看出，醫院回歸公益，減輕患者負擔的醫改道路，不僅任重，而且道遠，其中就有來自醫院和醫生的阻力。怎麼辦呢？當然不能放任醫療服務的變質，讓白求恩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幫助我們取得抗戰和後來解放戰爭的勝利的成果，重新失去；讓白大夫當年救助的傷員和傷員的後代，依然為醫療重負發愁。故此，我們不僅要推動改革的各項措施的落實，還要針對新的問題和矛盾，制定新的應對的招數。比如，對過度醫療或亂開大處方的醫生，取消其行醫資格，對其收受的好處費，按非公職人員受賄論處。對不良醫院及時曝光，責任者給以處分，直至法律懲處。不如此，恐怕7個心臟支架，就不會是最高的紀錄。（雷鐘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