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審計署發佈了《治理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亂收費的八條措施》（以下簡稱“教八條”），明確制止通過辦升學培訓班方式招生和收費的行為，制止跨區域招生和收費的行為，嚴禁收取與入學掛鉤的捐資助學款等，以實現“力爭經過3到5年的努力，使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亂收費得到明顯緩解，使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亂收費不再成為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的工作目標。“教八條“要求各省、直轄市以及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在今年3月底前將實施方案報教育部備案。
此前，類似通知、意見、措施下發過不止一次。這次措詞嚴厲的“教八條”的“前身”是2010年印發的《教育部關於治理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亂收費問題的指導意見》——它提出規範招生入學秩序、完善招生入學政策、加快薄弱學校建設、共用優質教育資源等“十條指導意見”。而這還不是治理義務教育階段亂收費的“鼻祖”文件。據查，教育部從2005年開始，就曾提出三年內要終結“擇校費”。
治理文件一而再再而三地下發，現實情況又如何？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2011年曾經花費半年多時間，全面考察了北京及一些省會城市的“小升初”情況，發現北京、廣州、南京、西安、長沙等地“小升初”可以用“熾烈”來形容。以北京為例，幼升小、小升初掏錢買學上已經成為常態。小升初“佔坑班”、“機構推薦”、“點招”、“共建生”等種種亂象，已經讓北京成為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亂收費的重災區。一些省會城市，“小升初”也成為一場以金錢折算分數、權錢交易的暗戰。擇校帶來的亂收費名目繁多，在捐資助學、義務貢獻等幌子下，各學校暗度陳倉，甚至理直氣壯地收費。
教育主管部門深知實情。教育部在下發“教八條”的通知中明確寫道：“從近期開展監督檢查的情況看，一些地方治理目標不明確，政策執行不到位，效果不明顯，群眾對擇校亂收費問題反映依然強烈。”既然相關部門並沒有充耳不聞，意見、措施、通知下發多次，為何群眾反映“依然強烈”？
只有一種解釋可以說通：缺乏監督和問責。再完善的制度，沒有監督、處罰，也會形同虛設。既然“教八條”明確提出，小學生入學和小學升入初中的招生工作要公開透明，主動接受社會監督。那麼，就落實好這一條，讓媒體和公眾實施監督，公佈相關數據，實現招生透明化。
“教八條”還提出，加強對治理擇校亂收費措施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對於違規收費的行為，要堅決予以查處，嚴肅追究校長和相關責任人的責任。希望這是一句可以踐行的條款。其實，一些地方已經有比較見效的處理辦法，比如對違法違規的校長就地免職，取消示範校的稱號。如果能夠把這些處理辦法推而廣之，監督也就會有結果。
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規範義務教育秩序是各級地方政府的職責。如果真能把政府的教育財政支出、對各學校的投入、學校收支置於陽光之下，必能勝過無數條意見和措施。即使沒有文件下發，哪個地方的官員還敢讓轄區內的學校收了擇校費，再與政府分成？（李新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