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加居民收入並以此拉動消費，一直廣受關注。近日，有媒體刊發了“龍年掂掂錢袋子”系列文章，聚焦百姓收入問題。文章指出，雖然收入不斷增加，但是百姓所“愁”並未減少。今年兩會期間，也有人大代表提議用兩年國企利潤向全民分紅，發放四萬億消費券，以擴充“錢袋子”的方式，提高民眾消費“底氣”。
談及促進消費，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結構正在發生轉變。10年前就有學者指出，我國正逐漸告別生活必需品消費時代，進入耐用品消費時代。就是說，生活必需品的匱乏狀態式微，耐用消費品（汽車、旅遊、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成為日常消費的主要內容。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不斷降低，直接反映了這一變化。與生活必需品不同，耐用品價格昂貴，人們購買時僅憑當下的收入是不夠的，必須要動用儲蓄甚至是未來的收入——貸款。因此，如果沒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人們很難放心購買耐用消費品。不難看出，在消費結構發生質變的今天，拉動消費的關鍵並不是漲工資，而是提高社會福利水準。
從國外的經驗看，發達國家的福利制度就是在消費結構轉變的背景下逐步建立起來的。比如英國，就是以貝弗裏奇報告為基礎建立了政府全面介入並涵蓋全民，系統解決失業、疾病、生育、殘疾、兒童教育、養老等問題的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個制度，使普通英國人的生活品質有了保障，消除了對未來的不安全感，較為平穩地過渡到耐用消費品時代。同時期的美國雖然沒有建立福利國家制度，但出臺了《社會保障法案》，由聯邦政府以公共政策的模式，全面介入社會福利問題，並通過一系列法案的建立和修訂，解決了普通美國人經濟上的保障問題。美國戰後經濟高速發展，成功邁入大眾消費時代，與此不無關係。
對比我國近年來的數據，“漲”的工資顯然沒有迅速進入消費領域，而是轉身進入了儲蓄。數據顯示，2004-2009年，我國城鎮居民的儲蓄額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5%，與GDP的增長率基本持平，可見收入的增加並沒有讓老百姓“放膽”消費。因為在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下，普通老百姓必須要獨立面對看病、養老、買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耗資龐大的耐用消費品，無法不“愁”。
因此，在增加城鎮居民收入的同時，必須大力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不僅要不斷擴大社保的範圍和服務項目，更要提高社會福利的水準和專業化程度，化解老百姓的後顧之憂，為其提供穩定安全的未來預期。同時要打破以往以戶籍為基礎的保障模式，努力實現錢隨人走，適應市場經濟下人口流動的客觀現實。只有這樣，老百姓才敢將錢花出去，才能充分體會收入增加的意義。（夏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