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計在於春。又到了春耕時節，可不少農民卻在自家地裏補“補丁”。
山東省安丘市石堆鎮橋上村，在一戶農民的八畝多地裏，左手邊種上了一畝的馬鈴薯，右手邊種了一畝多大姜，再往後的兩畝多地裏準備種花生玉米或其他作物，那片綠油油的小麥大概三畝多，就這樣的一小片地被分成了好幾小塊，遠遠看上去就像打了補丁一樣。今年，這種“補丁式”的地塊在安丘隨處可見。有專家認為：靠分散再集中形成規模，而不是靠一家一戶形成規模，在定價過程中的話語權就更低，很難獲得更高的價格。（4月23日央視）
安丘農民“補丁式”種田，雖為僅見於媒體的個案報道，卻堪作為一個具體而微的樣本，生動而不失準確地詮釋了當下中國農民的迷惘和困惑——小農生產者身處全國，乃至全球農產品流通大市場風險中的情狀。而所謂專家意見，則徒具臨空蹈虛的美感，呈現出一種雞同鴨講式的隔膜和疏離。
從歷史的維度看，農民多元化種植並非新生事物，而且不乏合理性因素。且不說傳統農業社會中的農桑互濟種植格局，就是在肇始於1980年代初的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每個農戶在自家的責任田裏，也是啥都種點，譬如在晉北農村，一家農戶的種植品類多達十數種，如玉米、高粱、穀子、黍子、馬鈴薯、莜麥、大豆、蠶豆、油菜等等。主糧、雜糧和油料作物，無一缺席，如此龐雜的種植品類，乃商品交換欠發達時期滿足自家日常生活之需使然。此外，更是“間作”“輪作”的要求，即一塊田地裏，最好不連續種同一種作物，“今年種豆子，明年就種穀子”，如此才能保證土壤肥力的調諧和生產的效能的最大化。
在現實的語境裏，當下的中國農民面臨著數千年以來從未有過的大變局。除了傳統農業“靠天吃飯”受自然氣候影響外，面對農產品大流通市場滋生的價格暴漲暴跌現象，承襲千年的傳統農業生產的經驗，顯然已經無法為當下中國農民提供智力支援和應對之策，當“豐產不豐收”的吊詭際遇，一次又一次地襲來，他們顯得無所適從，只好憑著樸素的生存哲學，選擇“補丁式”種田。或許，他們並不知什麼“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的經濟學原理。
顯然，安丘農民“補丁式”種田的行為，正契合了經濟學中的“理性人”理論，即作為經濟決策的主體，都是充滿理智的，既不會感情用事，也不會盲從，而是精於判斷和計算，其行為是理性的。反觀專家“分散生產，無法獲得定價話語權”的論調，卻不無自以為是的精英式武斷和專頇。
因為，當下中國農業的生產模式，在絕大多數地區依然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性小生產，一家農戶內部的“分散”與否，無礙全局的“分散”或“規模”。簡而言之，即便一家農戶只種一種作物，在目前的農產品流通格局中，也談不上什麼定價話語權。一味地機械套用“規模效應”，來評判“補丁式”種田的利弊，只會淪為南轅北轍的笑談。
經濟學家研究發現，如果超市一個麵包的價格是1美元，那麼農民只能拿6美分，不到10%。毫無疑問，破解農民，抑或農業生產如何應對市場風險難題，不能指望農戶“補丁式”種田，因為這無異於任由農民在市場的風浪中隨波逐流，不知所終。儘管我國從2006年就取消了農業稅，並加大了對農業的財政補貼力度，但不管是從農業生產的產業特徵，還是農業關乎國家命脈的戰略地位出發，這都遠遠不夠。
不妨看看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是怎樣做的！美國農場的農業經營凈現金收入中，政府補貼所佔比例超40%；歐盟農民收入的35%以上來自政策補貼……或許，有人會說這不符合我們的國情。那麼，我們能否“拿來”無追索權貸款制度呢？那就是農民以尚未收穫的農產品作抵押獲得貸款投入生產，農產品的目標價格由成本和合理利潤構成，收穫後如市場價格高於目標價格，農民按市價出售產品還本付息；收穫後如市場價格低於目標價格，由政府按目標價格和市場價格之差予以差額補貼。
農民要想對付“看不見的手”的風險，離不開“看得見的手”給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