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至5日，杭州接連發生3起房鬧事件。導火線都是房價下跌給老業主造成巨大經濟損失，開發商拒絕補償差價。據媒體統計，年初至今，此類事件在杭州已經發生近20起。（見5月6日《現代金報》）
隨著地產調控政策的持續發力，“房鬧”的尷尬，不只是杭州一地的事情。于規範市場而言，沒有什麼比契約精神更值得信奉與敬仰。即便是自住型需求，買房也改變不了投資性事實。那麼，潮漲潮落、價升價跌，不過是貨賣當時、願賭服輸罷了。早在去年樓市調控早期，就有開發商在降價維權糾紛中打了一個極端的比喻，“不要說降價，就是開發商把房子全部送人，也是他的權利，與賣給老業主多少錢沒有關係，這是由合同的相對性決定的。”這類合同其實與購買民航機票一樣，同一架飛機上，有的人出了全價，有的人是三折，出了全價的人難道可以據此指責民航欺詐消費者？
有人說，“房鬧”其實就是耍流氓。不僅情理上說不過去，法理上更站不住腳。只要購房合同裏沒有“降價必補”的承諾，那麼，所謂“升值空間”的吆喝，不過就是“今年二十、明年十八”的祝福罷了，當真不得——不然，超市賣場的“促銷打折”，豈非舉辦一次就要遭遇消費者維權一次？自願買賣，白紙黑字的合同在，一切就都是定數。
這些道理，“房鬧”未必是真的不明白。但既然真的“鬧”了起來，恐怕就不能只是靠普及契約意識就能解決問題。有專家認為，我們社會的基本框架和大部分運作方式，不是以契約為基礎建立的，而靠一種綜合的、混沌的、籠統的“勢力”來決定格局，不管形式上的契約或法規怎麼樣，誰心裏都以為，決定性因素在於這個團體製造的壓力大小，如果某些部門承受不了壓力，就可能改變，現實中不斷出現類似案例。換言之，民眾是從現實經驗，認定了“鬧”能製造一種壓力場，進而達成自己的目的。
譬如“攔飛機維權”，冒著性命危險做著不合法的事情，說起來真是“惡例”，但攔飛機之“惡”與合理救濟規則缺位之“惡”孰先孰後、孰輕孰重？幾天沒有結論的問題，一“攔”就于數分鐘內和解，這果真是息事寧人、抑或本就內心有愧？在“醫鬧”的歷史性癥結上，這種博弈失衡後的亂象表現得更為明顯。“不鬧不解決、大鬧大解決”已經成為某些領域的明規則，既然“情勢”大於“規則”、既然“壓力”高過“契約”，“房鬧”的出現，何足為奇？
樓市調控如擊鼓傳花，總有人要做最後的埋單者。可惜，“房鬧”不認同這一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