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能等待就掛號，不能等請去其他醫院！”，“不管你是發燒、拉肚子、咳嗽或者手足口病，都要等6~8小時”。5月21日晚，有網友發帖稱深圳市兒童醫院掛號處張貼趕客告示，引起廣泛關注。22日，醫院表示，告示純屬個人行為，已通報批評該員工。（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9版）
雖然，“趕客告示”已被證實為“個人行為”，但“告示”所見證的“兒童看病難”，顯然並非個人看法、更非個別現象。據該醫院解釋，“由於兒科醫務人員嚴重不足，病人候診時間確實較長，醫院工作量遠遠超過了醫院的應診能力”。事實上，這種“遠超應診能力”、須漫長等待的“兒童看病難”，遠不止是深圳的特有現象，而是幾乎全國所有兒童醫院都普遍面臨的困境。
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僅有兒童醫院68家，為1.3萬家醫院總數的0.52%。同時，兒科醫生本身也同樣嚴重匱乏不足，2008年全國共有兒科醫生6.17萬人，但0至14歲的兒童卻有2.3億，參照美國比例，我國至少還缺20余萬兒科醫師。
而兒童醫院不足、兒科醫生不足，顯然又並非時下兒醫困境的全部，與之相互伴生的還有“兒藥”的極度匱乏。資料顯示，在我國3500多個藥物製劑品種中，兒童藥物劑型佔比例不足2%。現實中，針對兒童用藥，往往只是在成人藥品後簡單標注“兒童減半”。而兒科專家告訴我們，兒童並非“縮小版”成人，“減半”用藥並不科學。日前媒體報道的“12歲以下兒童禁用尼美舒利”，可以說便是這種“兒藥”困境的一個鮮活例證。
一面是極度的“缺醫少藥”，醫療資源嚴重匱乏，一面又是2.3億兒童巨大而迫切的醫療就診需求，如此強烈而巨大的供需矛盾和反差，究竟是怎樣形成的？為什麼我們長期不能增加醫療資源的供給、加大對兒童醫療的投入？
據業內人士介紹，所以會造成這種局面，主要源自兒醫“高成本、低收益”的特殊性。一方面，從醫學角度看，囿于兒童生理（更為嬌嫩、脆弱）和心理（兒童往往不能準確表達自己的病理特徵）的特殊性，相比其他面對成人的醫療，被稱之為“啞醫”的兒醫，往往需要更為高超精湛的醫術，也常常伴隨更大的醫療風險。另一方面，從經濟角度看，由於“兒科患兒用藥量小”，“兒童患病來得快去得也快”，兒醫的經濟效益往往很差，“不像老年慢性病那麼‘賺錢’”。
由此不難看出，時下我國兒醫的困境，事實上是目前我國各種既有醫療痼疾的一種集中體現和典型症候。比如“國家政府對公益醫院的投入嚴重不足”（2.3億兒童卻只有68家兒童醫院、6萬多兒科醫生），“公益醫院的嚴重逐利化”（不賺錢的醫療項目便不受重視），“醫術仁心能力的嚴重不足”（輕視對兒醫這類需要高超精湛醫術的醫學、醫生的培養），“醫療補償依然高度依賴以藥養醫”（兒醫用藥少，所以兒科醫生待遇低）等。
就此而言，對於當前正在艱難推進的新醫改，“兒醫”或許正是一個最迫切急需攻關的重點難點，同時也是評判和見證醫改成效的重要“試金石”、“檢測儀”。（張貴峰 媒體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