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下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上尿毒症，透析半年後便花光家中所有積蓄。為讓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私刻了醫院公章，借此給妻子做了將近4年的“免費”透析治療，共計17萬餘元。最終事情敗露，廖某因詐騙罪受審，檢察機關建議判處3到10年的有期徒刑。
生活無憂的人，大概很難設想廖某的境遇意味著什麼，以及面對病痛折磨中的髮妻，“無能為力”會給一位丈夫帶來何種責任感上的重壓。我覺得，雖然廖某的行為違背了法律，但在道義層面上，他有理由得到適當的理解和寬容。 “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廖某雖然收入有限卻不願拋棄妻子，他這種不得已的無奈選擇多少也是人性光芒的另一種體現。
但事情畢竟需要通過法律的途徑做個了結。回到法庭上的話，法官又該如何宣判呢？可以看一些類似的案例。
1935年，紐約的一個老太太因偷竊麵包受審，在庭審中她說，需要麵包來餵養幾個饑餓的孫子，他們已經兩天沒吃東西了。法官裁定，為秉公執法，將作出10美元的罰款，或是10天的拘役。這位窮苦老太太沒有能力繳納10美元的罰金，因此她願意選擇拘役。旁聽的紐約市長拿出了10美元，然後對旁聽席上的人說，請每個人另交50美分的罰金，這是為我們的冷漠支付的代價，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老祖母去偷麵包來餵養孫子的城市與社區。法庭上一片肅靜，在場的每個人都默默地捐出50美分，法官也拿出了50美分。另一個類似的例子，發生在2008年的鄭州，一位女子在一家超市偷竊了200元左右的食品，目的是希望兒子能吃好點；她對此表現出了無盡的羞愧，警察最終沒有對她進行處罰。
當然，任何人都應該尊重法院獨立判案的權力。面對廖某的案例，我們可以靜靜等待法官在法律條文與人情倫理之間作出裁決，但也不難想見，法官將面臨怎樣的糾結。話說回來，在這一案例中，法律層面上的事實及其處置措施是清楚的。如果要對廖某的行為做出一個判斷的話，那就是：于法，廖某是有罪的，于情，廖某其情可憫。
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提出過一個著名的道義命題：每個人都應當有免於饑餓的權利。他在全景式地考察了人類的大饑荒之後，痛定思痛地提出了這一觀點。若將這一命題擴展開來，在政策層面上，若還有一個人處於饑餓狀態，就應該馬上對他提供救助，因為從人道最高的價值來看，若有一個人處於饑餓狀態而得不到救助，社會就有共同責任。通過廖某的案例，我們有必要反思社會保障體系之中亟待改進的地方；同時，也希望社會慈善救助體系能夠及時介入，對當事人一家給予必要的幫助。 （蘇振華 作者為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