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彈簧幹部一“彈”就完
王乃玲／畫
山西河津住建局原局長薛新民為入黨、升遷，先後數次填報不同出生日期，檔案有４種年齡記載，最大的1960年，最小的1969年，6月初已被免職。早在2010年薛新民曾因學歷、年齡問題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僅一年後就被任命為住建局局長。6月初，山西省河津市委召開常委會議，提名免去了薛新民河津市住建局局長職務（7月16日《新京報》）。
實事求是地說，這則新聞最大的看點不在於河津市委將這名“彈簧幹部”罷官免職的處理決定，而在於“四次年齡造假”和2010年被舉報受黨內處分僅一年後再次升遷為住建局局長。年齡時而加幾歲、時而減幾歲，像彈簧一樣在需要的時候伸縮自如……這種荒誕所反襯出的其實不僅是“彈簧幹部”的膽大妄為，而是制度正義的虛置和組織審查的無力。
眾所週知，無論是入黨還是升遷，都具有一整套嚴格的制度流程和審批程式，尤其是在幹部提拔方面，我們的制度體系還是相當完備的。組織部門考察和審核預提幹部檔案，對其年齡、黨齡和學歷等資訊進行核實，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如果說一次造假成功是審核的疏漏、是僥倖矇混過關，可以用幹部管理有漏洞來解釋；那麼，一連四次年齡造假都堂而皇之一路綠燈，甚至剛被處理問責旋即陞官，所暴露出的問題足以讓人深思警惕了。
這些年，“彈簧幹部”頻頻被曝光，情況基本雷同。造假的幹部是為了升遷，而如果沒有有關部門的“保駕護航”也根本無法得逞。事實上，年齡造假的“彈簧幹部”們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否則也就不會出現“熟人舉報”，可制度和“組織”卻對此往往是熟視無睹，制度被揉捏成了橡皮泥。有彈性十足的制度，出現“彈簧幹部”就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彈簧幹部”的年齡造假問題不是一個官德問題，而是“權大於法”的局部官場生態問題。要想禁絕“彈簧幹部”，除了要嚴格制度落實之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發現一個嚴懲一個，要讓“彈簧幹部”一“彈”就完，將之開除出公務員隊伍，提高其造假成本。同時，還要嚴肅追究有關人員“配合”的責任，不能走過場。（王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