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常務副市長陳如桂7月16日稱，廣州出臺限牌政策未提前徵求市民意見，是因為考慮到一旦公佈限牌時間點，可能引起集中搶購、集中上牌情況，影響社會穩定和公平，廣州市官方在吸取了北京的經驗和教訓後做出了這一決定。（7月17日《南方日報》）
城市的交通容量畢竟有限，而當前的私家車膨脹太快，對汽車消費實行一定的政策約束和引導，確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擔心引起集中搶購、集中上牌的問題，就繞過了徵求市民意見的重要環節，失之倉促和武斷，恐怕不是什麼值得學習的好經驗。
對牽涉到公共權益的問題，不公開徵求意見就“關門”定奪，既是對公眾知情權的剝奪，又堵塞了與公眾有效交流、溝通的渠道，無法充分了解公眾在變革中的種種利益訴求，從而無法做出針對性的決策完善，由此難免帶來政策制定考慮不週的副作用。汽車消費政策的改革，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市民權益，而對實際情況掌握的不全面、不透徹，對市民的合理合法訴求都沒有基本的了解，又如何實現保障群眾利益的初衷？
研究車的問題，其實質是要解決人的需要。關起門來做決定，半夜起來發佈限牌命令，看起來是避免了市民集中搶購、集中上牌的忙亂，也避免了可能存在的質疑和批評造成的困擾，推行政策的速度明顯提高了，但是，缺乏對市民需求的充分了解，勢必會影響到政策的細緻和完善。凈顧著啟動政策的痛快、方便，卻忽視了考慮不週可能導致的政策缺陷，恐怕是因小失大、得不償失之舉。
啟動限牌政策，本意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市民的出行暢通，政府不能只是對購車搖頭說“不”，卻不對市民合理購車需求和出行需求點頭說“是”。從法治社會的精神要求出發，從社會管理創新的角度出發，涉及群眾權益的改革措施，都應該強化“以人為本”的意識，要更好地尊重和保障群眾合法的權益，這是改革創新的方向和趨勢。在對市民購車進行限制的同時，要充分保障部分市民工作或生活原因形成的剛性消費需求，要充分保障市民不會因為無車導致出行不便，要大力快速推進公共交通體系，而這一切的前提是要“開門”定政策，多聽市民的心聲和建議，既可以顯著提高政府相關工作的針對性和成效，又能做到集思廣益，雖然一時費事卻可以“一勞永逸”，何樂而不為之？（許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