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男子王某在銀行購買理財產品，銀行延後兩天才支付他紅利。認為被侵犯了合法財產權利的王先生將銀行起訴到豐臺法院，要求支付紅利的孳息及相關賠償。豐臺法院最終判決銀行按照活期存款利率的四倍給付王某孳息0.29元，但駁回了男子對交通費和誤工費等的訴求。（7月18日《北京晨報》）
這位客戶訴諸法律，實在是銀行所迫。由於從儲蓄所那裏問不到結果，“王先生多次找到銀行客戶服務熱線等部門，歷時一月有餘，終不得結果，在此期間，銀行既不解釋也不認錯，始終採取不理不睬的態度，讓王先生十分氣憤。”
為維護投資利益，其實主要也是對銀行的態度不滿，王先生起訴至法院，要求銀行就擅自遲付紅利一事作出合理解釋並道歉，按照活期存款利率的四倍給付遲付紅利的孳息0.29元，承擔王先生為解決此事發生的交通費200元、通信費30元、誤工費700元。
但法院認為，銀行已經對遲延兩天支付紅利作出了解釋，滿足了王先生的訴求。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規定的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定方式中並不包含賠禮道歉，因此，王先生要求銀行向其賠禮道歉沒有法律依據，不予支援。王先生要求銀行支付交通費、通訊費、誤工費證據不足，法院均不予支援。
不知道獲賠0.29元的結果，是否會讓王先生後悔打這場官司。確實，“按照活期存款利率的四倍給付遲付紅利的孳息”，這應該是有約在先，王先生也知道只能得到這樣的賠償。但是，王先生為獲得這樣的賠償而付出的其他成本，比如費用，比如時間精力，如果被忽略不計，那麼，顯然不能稱為勝訴。
法院的判決當然以法律為依據。但這並不意味著銀行可以推卸自己的社會責任和道德義務。比如，銀行明知王先生這“一月有餘”的維權過程，卻堅持只承擔0.29元的賠償，於心何忍。而且，這還有可能給客戶這樣一個暗示，即使0.29元的賠償，也要付出如此大的代價，因此，無論如何，客戶不是銀行的對手。（錢夙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