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上午，深圳一名區姓男子攜4把刀具，在深圳鵬程醫院耳鼻喉科砍傷4名醫護人員及保安，其中傷勢較重的2名醫護人員，已分別在深圳市人民醫院和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進行了手術治療，目前均無生命危險。（新華網9月3日）
又見暴力。今年3月，“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醫生被殺”事件發生後，衛生部曾發出通知，要求各級各類醫療機構和衛生行政部門履行好內部治安保衛職責，確保醫務人員人身安全。衛生部的表態在當時曾引起輿論喧囂，喧囂過後，事實是，醫院裏的攝像頭、監控器、配備安保人員，依舊沒能完全保護“白大褂”的安全。
這起發生在深圳醫院裏的暴力事件，再次讓人震驚。施暴人的行兇動機目前還未明瞭，該男子只是今年7月在該醫院進行了“雙篩前神經阻滯術”治療。而每一起“殘害醫護人員”的悲劇發生後，輿論和公眾都免不了對其進行“再認識”。這當然是好事，只是不能陷入誤區。
經常看到的情況是，悲劇發生後，“醫患糾紛”、“醫患矛盾”就會一次次被提及，成為“殘害醫護人員”的根源。分析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並不錯，但如果動輒就把“背景”放在第一位，順序顛倒並不有利於事件反思。
暴力就是暴力，無需過多地牽扯醫患關係，更沒必要拿“醫患糾紛”為暴力事件開脫責任。“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醫生被殺”事件中，被害實習醫生王浩其實跟病人的診治過程沒有關係，“醫患糾紛”又從何談起？大多時候，談及“殘害醫護人員”的暴行時，牽扯出“醫患關係”或“醫患矛盾”的大背景，無非是想說，“殘害醫生”也是被逼的，如果沒有那麼多矛盾，如果醫患關係能夠和諧，哪還有暴行發生？如果抱著這樣的邏輯來認識暴力事件，那麼不妨反問一下：社會背景固然是複雜的，可如果連簡單的暴力都無法認清，又如何去認識複雜的社會背景？
太多時候，我們已經習慣了去反思暴力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而沒有意識到這種反思，有時候其實是文不對題。楊佳案如此，內蒙古越獄案如此，即便是在周克華案中，也有類似情況發生。反思社會背景，還原行兇者的立體化人生，這算是一種進步，但必須警惕到當對社會背景的反思超越了對暴力本身的反思時，暴力就有可能被美化，甚至有可能“合理化”。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局面？說白了，還是因為很多人有意無意地抱著“體制原罪論”的心態，把什麼都歸咎於體制，歸咎為環境，唯獨少了具體的分析批判。即便是抱著“體制原罪論”或者“環境歸咎論”的心態，可曾想過，這些悲劇個案中，受害者的家人難道不是普通人嗎？既然都是普通人，他們憑什麼要為體制原罪或者環境埋單？
許多時候，對普通人暴力行為的“再認識”中，條件反射式的“體制原罪論”、“環境歸咎論”，只是迎合了一些社會情緒罷了，而社會情緒永遠都不是化解社會矛盾的利器。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但凡事當前，“先問真假，再說是非，後論利害”的順序不能顛倒。如果一再強調“體制原罪論”或者“環境歸咎論”，有意無意為普通人的暴力開脫，那麼，所有的社會矛盾，都將成為一筆“糊塗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