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鄭州舉辦的2012年全國刑法學術年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透露，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將新增“刑事和解程式”，並做專章規定，預計今年12月出臺。根據解釋，嫌犯觸犯刑法，但可能是輕微犯罪，或事後得到被害人諒解的，今後可能不予起訴或從寬處理。
在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刑事和解制度並不是一個令人陌生的概念。實際上，作為創新司法活動的一部分，一些地方的司法機關早在數年前就展開了“刑事和解”的實踐和探索。將刑事和解程式作為特別程式規定納入司法解釋，意味著這一制度將得到法律層面的確立，並在全國範圍施行，大方向應當肯定。
一直以來，探討刑事和解制度，總繞不開“花錢買刑”的顧慮。對於這種情況，張軍表示，司法機關應明確哪些可以進入和解，哪些不能；還要嚴格控制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防止被告人進一步違反法律，迫使被害人接受和解。由於司法解釋文本尚未出臺，制度具體細則的妥當性和明確性均不可知，但應當指出，和解制度直指司法公正的核心，相關立法務必審慎，適用範圍務求清晰明確。
從立法者的意圖來看，刑事和解制度針對的是加害人積極賠償、獲得被害人諒解、雙方達成和解協議的輕微刑事案件。那麼，無論最終文本在適用規定上會否引起爭議，它都需要面對一個問題：法律事宜，可不可以用諒解來解決？這對司法正義和社會平等將有何影響？
諒解本身沒有明確的標準和底線。財產性賠償是人們最容易想到，也是最為一般性的尋求諒解的方式。一旦把諒解納入輕刑甚至免刑的裁量參考範疇，可能會對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人產生從心理到行為的影響。簡單來說，一個擁有更多財富和資源的人會不會更有條件獲得諒解，甚至因此對輕微刑事違法並無忌憚；一個普通人會不會以傾家蕩產、付出一切代價的方式換取諒解；又或者，被害人借機漫天要價、加害人不斷加碼強求諒解……
張軍以一個窮困父親的偷車案為例，意在證實和解制度的“法正當性”，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要看到，更多的實際案件不僅涉及到當事人的權利，也關乎社會對公平正義的信心。一些案件對具體當事人權利有審慎權衡，但仍然引起社會巨大反響甚至非議。這就是說，當事人和解所實現的個體正義，與整個社會對正義的感受、判斷和期待可能並不完全一致。
在司法實踐中，從“能調則調，不調則判”到“調解優先，調判結合”，成為一個重要變化。定紛止爭是司法能力的重要體現，也解決了很多問題。但法律作為維護社會正義的重大制度，其本質是什麼，要做什麼，應引起更多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