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討千元工資，得辦9種證；“4次還嫌急，還有20多次的呢”……中央三令五申不準拖欠農民工工資，儘管多部門聯動推動“清欠”工作取得效果，但一些被欠薪者仍備感無助與無奈，頻繁遭遇“彈簧門”。艱難討薪的背後，折射的是一些部門“踢皮球”式的工作作風難改。（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8版）
討薪當然不能空口無憑，必須提供證據。保留和提供必要的證據，原則上說確實是討薪者的責任和義務。但要求討薪者辦9種證，是不是超出了必要的程度？
比如“終止勞動合同證明書”，用人單位不給怎麼辦？工人要政府部門幫助討薪的情況，多是遭遇惡意欠薪，要惡意欠薪者配合工人討薪，豈不是與虎謀皮？而“公司登記情況”，勞動監察部門完全可以通過政府資訊網查詢，正是為了提高效率，政府才不惜鉅資建設網路系統，捨不得用它為群眾服務，其用途豈不大打折扣？簡單的事情非要複雜化，繞開捷徑讓群眾跑腿，不會是故意讓群眾越麻煩越好吧？
原則上說，討薪者自己提供證據是義務，然而政府部門卻不同於法院民事庭——所有的問題都奉行不告不理，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行政執法的主要特徵，就是執法主體的法定性和國家代表性，執法具有主動性和單方意志性。就是說，對於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損害國家、社會和公眾公民利益的違法行為，應主動檢查、介入和處理，而非不告不理，並有調查取證的責任。所謂執法也是服務，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欠薪討薪早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而政府部門還只是坐在辦公樓裏等待維權者到府投訴，你不來我就不管，甚至你來了，我也只能照搬條條框框的官僚程式處理，沒有一點靈活性、主動性，這不該是現代政府的作風。
官員們往往會說，欠薪案子太多，執法資源有限，力不從心。但我認為不全是這麼回事。法律與執法的有效性，更多的情況應由查辦案件的震懾效應決定，比如警察不可能抓獲所有的小偷，但抓小偷的過程足以產生一定的威懾力，令他人收斂或不敢從事這一行當。勞動監察部門如果經常主動調查、嚴厲處罰一些欠薪單位，直至移交司法，老闆們都知道欠薪會“偷雞不成反蝕把米”，欠薪問題還會這麼普遍、這麼嚴重，以至於年復一年，越處理越多嗎？然而現在的情況卻是，欠薪成本甚微或幾乎無成本——頂多是最後兌現工資了事，而討薪成本卻越來越高，要辦9種證、跑20多次……欠薪的老闆們會不會偷著樂？如此簡單的問題，官員們真的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