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疾控中心主任王宇透露，中國疾控中心計劃投入約五六千萬元，用3年時間在全國PM2.5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開展健康評價研究。工作人員將通過深入調查和蒐集資料，同時進行監測，完成基礎研究後應用於建立PM2.5污染的健康預警。
雖然此項研究的必要性受到了很多網友的質疑，但筆者還是願意持謹慎的支援態度。關於PM2.5污染，我們可以有很多直觀的看法，比如關於其成因，可以歸於高能源企業的排污、汽車尾氣排放甚至鞭炮的燃放等等，而其對健康的具體影響，公眾也不甚了了，更多地只是從監測指標的超標而產生擔心情緒。但要對此進行有效的治理，這些直觀感受都不管用，而是需要建立在嚴謹的科學研究基礎上。
現代公共行政實踐表明，公共決策越來越依賴於“技術”、“專業性知識”等理性化要素。如果真如王主任所言，對究竟PM2.5對人的健康有什麼影響，不同暴露時間、不同濃度對人體的影響有何不同等問題，還從來沒有科學的數據支撐，那麼，疾控中心作為健康預警的負責部門，運用財政撥付的經費，組織有經驗的專家進行研究，無疑對治理PM2.5污染具有積極作用。我認為這是公共事務專業化治理必需的環節，如果相關行政部門都能以專業研究為依據進行決策，就可以避免類似闖黃燈扣分等拍腦門子的行政決策，從而大大提高決策的科學性。
但筆者之所以態度“謹慎”，緣于兩個方面的考量：
其一，從研究的必要性上說，網友的質疑不無道理。本來，對課題的申報和研究內容的評估，應該由專業人士在嚴格的審查程式下完成，一般公眾無法對此作出判斷。但在涉及公共事務的決策上，一些官僚精英和知識精英借“專業化治理”之名，結成利益同盟，形成“知識－權力”壟斷的決策體制，專家成為給不良決策背書的“磚家”，其專業能力和價值立場都遭遇了信任危機。對這一研究課題的廣泛質疑，反映的正是公眾對行政主導的“專業研究”機制的不信任。客觀地說，由於公共事務的專業化治理在程式和機制上存在欠缺，對這項研究的經費額度是否恰當、研究方法是否嚴謹可靠，研究內容有效性等等，公眾無法做到對他們的無條件信任。
其二，專業研究能否成為公共決策的依據，真正起到作用，仍然存在疑問。環境污染往往緣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政績觀，有學者指出，在地方政府激烈的橫向競爭以及跨行政區域環境管理機制尚未完善的情況下，地方政府作為“經濟人”往往表現出把本行政區的環境成本外部化的機會主義傾向，面對環境保護的要求,地方政府間容易處於囚徒困境。如果不在環保法規和對官員考核體系等方面進行完善，環境問題的“專業化治理”就無法得到落實。
但不管怎樣，我還是希望在涉及環境保護等關係公眾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務上，“專業化治理”能夠成為決策的依據。（劉國強 四川外國語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