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討回攤車，商販當街向城管下跪。為化解僵局，城管執法隊員與商販對跪。顯然，這不但沒有化解僵局，反而讓局面更顯窘迫。很多人以此為例，視之為當下城市治理的尷尬。
城管形象、城市管理走到何種境地，其中有哪些具體問題，或多或少可以從這一事例中獲知。而各方也多把焦點集中在該怎麼執法的爭論上。在我看來，柔情或粗暴，都是體現于執法方式上的一種表像。問題的本質，不是怎麼執法，而是怎麼去理解法律，造成了“需要”雙方互跪的執法。
商販下跪，可以設身處地地從商販的生存出發，把下跪當作一種自救途徑。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把它上升到人在絕境中的條件反射式舉動來看。不過，下跪的背後，其實還有另一個潛臺詞，即下跪興許可以讓執法隊員改變主意。
若是放在法治化程度極高的社會，用下跪請求改變行政處罰的情況大概不可能發生。一來，一項依法作出的裁斷不會因其他因素而動搖，只要裁斷依據正當，就不能指望找別的路繞道，退一步說，就算想變更裁斷，可以考慮的也是從法律條文裏找出適用於自己的依據。二來，無論執法者的決定多麼難以讓人接受，當事者多麼想改變這一決定，不能改變的，是兩者在執法關係中的平等地位，可見，下跪舉動還延續了權力關係下的不對等思維。
如果說商販的下跪，是把“動之以情”套用到一個法律問題上，那麼，執法隊員的下跪又說明什麼呢？城管負責人的解釋是，攤販下跪，而城管隊員不跪，易產生誤解，引發負面輿論，所以城管下跪有些無奈。在這一語境下，下跪可以說是不得已的“危機處理”。問題在於，城管執法有理有據，只要恪守權力的邊界，不逾越底線即可，此處同時兼顧道義的考慮，顯然另有意味。
毫無疑問，城管形象的老問題是首要原因。除此之外，佔領道德制高點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也就說，作為一個執法者，法律上有理是不夠的，執法過程還要考慮道德上不被動，甚至站得更高。這樣的理解導致“合情”比“合理”更重要，讓道德邏輯壓住法治思維，掩蓋的是法律所代表的正義性本身。
商販下跪不是因為執法的不正義，他更不會考慮執法人員對他的寬待，便是對其他人的不公。而執法者呢？柔情執法與粗暴執法，悲憐或憤怒，其中的情感性都高於了正義性。換句話說，在以法律為依據的情境下，既不會有柔情執法的嚴肅性之爭，也不會有粗暴執法的越界之果。
“城管和商販都很難”，這是不少網友對下跪事件的觀感，於是，溝通諒解成了看似合理的良方。由此可見，法律問題的道德化仍是不少人的論理傾向。而不同事件裏表現出的，法律問題道德化或道德問題的法律化，正是這種問題混淆、判斷錯亂的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