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由於太湖流域重點斷面水質多次出現異常波動，江蘇省環保廳二季度啟動了“環保約談”機制，約談了張家港、江陰、武進和丹陽4地政府分管環保的負責人，要求這4個地方整治污染斷面（6月3日《珠海特區報》）。
約談制度是擁有具體行政職權的機關，通過約談溝通、學習政策法規、分析講評等方式，對下級組織運作中存在的問題予以糾正並規範的準具體行政行為。啟動“環保約談”機制，是為環保預警。
應當看到，當前環保執法面臨著相當的窘境，也引起了公眾對環境惡化的擔憂。前不久，廣東首次推行環保考核，受督辦的地方政府若整治污染不力，監察部門將約談市長並通報批評，考核時“一票否決”。無論是把環保列入“一票否決”，還是“環保約談”，因為缺乏有效的“問責”，環保執法難以發揮應有的導向和約束力。
“環保約談”對地方政府提出了環保整治任務和要求，但“環保約談”必須以動真格的“環保問責”機制做後盾，即環保與地方官員的烏紗帽挂起鉤來，以此來推動地方官員重視環保的責任心，狠抓環保治理，以環境的極大改善取信於民。
2006年，我國公佈了第一部關於環境保護處分方面的專門規章——《環境保護違法違紀行為處分暫行規定》。規定指出，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企業中由國家行政機關任命的人員等，如果有充當違法排污企業“保護傘”等環保違法違紀行為，將受到嚴格的責任追究和處分。從近年來發生的環保典型案件中，我們也不難發現，由於沒有實行必要的責任追究，使得一些地方往往置環保現狀于不顧。因此，“環保問責”就是要把環境保護的責任與地方發展的實際利益結合起來，避免對環保時冷時熱，不斷增強環保執法的威懾力與執行力。
“環保約談”更要高懸“環保問責”達摩克利斯之利劍，當然也離不開公眾和社會輿論監督，還必須要重視環保的民意基礎，將“環保約談”與“環保問責”、“環保民意”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讓人民群眾呼吸潔凈空氣、喝乾淨水”。（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