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我們對於亂作為、以權謀私的貪官及腐敗之風，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有效的治理體系，而對於不作為、慢作為的庸官及懶政之風，似乎在治理上顯得力不從心。令人欣慰的是，自今年4月以來，一場針對官員的“治庸風暴”席捲武漢。該市出臺了《武漢市開展“責任風暴”、“治庸計劃”的暫行辦法》，並成立了市“治庸辦”，在短短的十余天裏，就有39人因上班遲到、上網、玩遊戲、炒股、聊天和脫崗而被問責。這場“治庸風暴”的時間之快、力度之大、範圍之廣、震撼之強，均為該市改革開放以來之最。它所產生的積極作用和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
傳統的為官之道，不僅存在著嚴重的“官本位”思想，而且存在著“無過便是功”的觀念。不少官員信奉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求過得硬，只求過得去。治庸之舉，無疑衝擊了這種官場文化，使官員們樹立“無為就是過”的新官場文化理念。
儘管問責制已推行多年，但在問什麼事的責、問誰的責、誰來問責、以什麼程式問責等問題上仍然存在著彈性過大、模糊性過多的障礙。把問責之劍指向庸官懶政，把治庸與問責結合起來，無疑是對問責制的一種細化、量化和深化。
如果放任庸俗之風、懶惰之風、散漫之風的滋生和蔓延，將會嚴重地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降低政府及官員的公信力，甚至有人將之稱為“準腐敗”。孔子曾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即指官員之德像風，百姓之德像草，風往哪吹草就往哪倒。
武漢市的“治庸風暴”，直接的背景源於投資環境不優，並已成為武漢發展的最大障礙。實踐表明，庸官懶政是一個地方投資發展環境的“軟肋”，甚至比某些硬環境更容易阻礙發展。治庸問責，實際上是用硬措施來改善軟環境，對於許多城市或地方而言都有借鑒意義。
但“治庸治懶”貴在治本，重在機制。人們更企盼的是“治庸風暴”不是“一陣風”，更關注的是如何從源頭上治庸，更看重的是治庸的長效機制，使“治庸治懶”成為制度化、規範化、常態化的行為。其中最急需提供制度支撐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要有能者上、庸者下的選人用人機制，使官員“不願庸”。所謂“庸”指的是“在其位有其權，但不謀其政，不負其責，不盡其力”或“佔著位子不幹事，甚至不讓別人幹事”的庸者。因此，治庸的關口要向前推移，提升或完善用人標準。凡是作風庸懶散的人，用制度和機制阻斷其進入幹部特別是重要的領導崗位，讓有為者有位，讓無為者無位。做到“能者上，平者讓，劣者下”，使“庸者”沒有生存的氣候和土壤。
其二，要有開放式、全方位的監督機制，使官員“不敢庸”。目前的“治庸治懶”是以內部自糾自查為主的監督，也可稱為問責制中的“同體問責”，即政府系統內部的一種問責。而要更有效地“治庸治懶”，就必須擴展監督的主體，包括人大權力機關的監督、政協的民主監督、公民的社會監督和網路媒體的輿論監督等，這也可稱為問責制中的“異體問責”。
其三，要有依法治庸問責的約束機制，使官員“不能庸”。一方面，要重視對實踐中行之有效的問責制的經驗、模式、成果的總結和概括，使其上升為法規，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注意力轉移而轉移。人們之所以對武漢市的“治庸風暴”到底能持續多久存有質疑，原因之一就在於擔心它是否有充分的法律依據。例如，問責中對上班吃早點者罰款上萬元，力度之大，固然可以產生威懾作用，但從依法行政看，似乎有些隨意性。所以，另一方面，要注意“治庸治懶”問責行為與現有法律法規的對接和吻合，這樣才能使“治庸治懶”合情、合理、合法，更具有持久性、權威性的效果。
其四，要有科學的績效考核機制，使官員“不想庸”。目前，不少黨政機關和部門缺乏科學的績效考核制度，包括量化、細化、剛性化的考核指標體系，以及獎優罰懶的競爭、激勵機制，處在“三分之一的幹，三分之一的看，三分之一的搗亂”以及“三分之一的人汗直冒，三分之一的人看熱鬧，還有三分之一的人喊口號”。因此，要想從根本上“治庸治懶”，就必須優化考核體系，形成強有力的指揮棒。(顧傑 湖北省行政管理學會會長、武漢科技大學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