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傍晚，廣州恩寧路街坊在吉祥坊被拆廢墟上，發現了一件民國時期刻有“吉祥坊”字跡並保存完好的石門套，街坊欲搬移留念，拆遷隊卻強行阻攔並將石門套當場錘斷。
恩寧路的居民回憶，“拆遷隊四五個人跑出來，工頭兇巴巴地說‘不能動，廢墟上的材料都是我們管的，居民沒權搬，要搬得到上面去說’。” “但沒等到我們聯繫上級，拆遷隊的人回去拿了錘子，執意在我們面前把石門套砸成幾段。”工頭還讓另一名拆遷工人開了鉤機，把剩下的十多條麻石粉碎。居民張伯上前阻止，手掌被劃傷。警察到場後，拆遷隊直呼張伯等人為“這幫刁民”，張伯要求拆遷隊賠償醫藥費卻遭對方拒絕。
看起來，“刁民”們的文化素養與人文意識要比拆遷工人們高得多，至少懂得建築不僅僅是建築，還是歷史和文化的遺存，有搶救和保護價值。怒斥這幫刁民的拆遷隊員們不知道算什麼民？估計他們也不屑于與民共處，官算不上，好歹也跟吏沾邊吧，人家是刁民，自己就是”良吏”了。可是文物到這幫“良吏”手裏，卻只有砸毀與破壞的價值，物沒有價值，人的權利也沒有價值。以手中的鍬和錘為武器，毫不猶豫地毀家破屋，拆這拆那，有時候連房帶人一起拆了，由於他們的不懈努力，以平均壽命計，中國的建築顯然是越來越年輕了。粗魯如此，粗暴如此，他們究竟有什麼資格說人家是刁民？
說到刁民，這個詞也是有歷史、有傳承的。無論是正書野史，我們都已經是習見常聞了。刁者，狡猾也。刁民對於官府來說，是頭疼的對象，因為刁民的出現，給政府的出牌規則出了難題。在順民面前，政府可以為所欲為，想拆就拆，想建就建，想毀就毀，可是刁民就不一樣了。刁民會抗爭，會陳情，會跟你討價還價，還會跟你理論什麼是科學發展什麼是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可有時候政府頭疼的根源，恰恰是自己造成的。換句話說，刁民本不姓刁，是被逼出來的。宜黃強拆事件中的自焚者，被目為刁民，重慶最牛釘子戶，被視為刁民，不滿拆遷補償而陳情的被強拆者，也被看作刁民。果真窮山惡水出刁民乎？非也，貪官惡吏才出刁民，若無刁官，則無刁民。如果誰擋了自己濫用權力之道，誰就成了刁民，那在某些人眼裏，刁民確實是不少的。
還有另一種刁民。他們的身上，表現出的主動性大過被動性。他們選擇成為刁民，主動站出來，挑政府的刺，監督政府改正自己的錯誤，如廣州的地鐵舉牌哥，給政府部門送鴨梨的拇指姑娘等。這種刁民的出現當然是時代的進步，對這些“刁民”，政府越來越寬容，同時也越來越學會傾聽和反省。刁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當行政之失、體制之弊在刁民的眼裏無所遁形時，我們感謝他們站出來的勇氣，而當這些弊病得到矯正、改善時，我們同樣欣賞政府部門開門納諫的胸懷。
社會的發展其實是離不開刁民的，當我們人人成為刁民的時候，恰恰是“刁民”這個詞即將壽終正寢的時候。民主的決策機制、民主的管理體制若在刁民的監督下應運而生之時，刁民也就失去存在的價值，該功成身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