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城市邊緣，沒有固定工作，一般以拉廣告、跑經營或充當新聞線人為生。閒暇時打打麻將，有時則披掛一番，假借各種身份奔赴各樣的會場——這是媒體筆下的“聽證帝”群像。自熱鬧的“聽證會專業戶”事件後，終於讀到了認真關注這一群體生活的報道，感謝願意沉入社會、細緻調查的記者，他們的報道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社會邊緣人群的真實生活，也看到這個群像背後令人無法面對的畸形社會生態。
確切地說，他們不是“聽證帝”，而是“會議帝”，“聽證會”不過是他們熱衷參加的各種會議中的一類而已。“他們以沾邊或虛構的五花八門的身份頭銜，參加各類可能發‘紅包’的新聞發佈會、產品推介會、聽證會等，以此作為一種職業，收入相當可觀。”
我們國家會議之多，不僅帶動了餐飲、酒店、旅遊等服務行業，提升了就業率，還派生出了許多新興的群體，他們寄生於會議，“跑會”可以給他們帶來收入，給他們短暫的、進入主流社會的滿足感;會議也需要他們，這個群體提升了會議的人氣，是形式主義會議的襟口上那個不可缺的、閃亮的點綴，必要的時候，他們就是會議的特寫，一如他們在“聽證會”上的表現。
事實上，與其說“聽證帝”們寄生於各種各樣的會議，不如說，他們是寄生於形式主義社會文化，他們深諳形式主義之道，熟稔各類“秀場”規則。因此，他們能摸清哪些會議可以拿了“紅包”就閃，哪些會議需要為“紅包”留下來，正襟危坐，給主事者捧一捧哏，說一些諸如“人活著就是佔用、消耗資源，所以政府收任何費都有理”的一類名言，給聽證會漲價多一份“民意”的依靠，也給廣大被民意者一份茶余飯後的消遣與談資。
形式主義社會文化滋生多少類似的投機群體?混跡于各類聽證會的“聽證帝”們還只是非主流的投機分子，是一個小小的社會邊緣群體，他們參與形式主義利益分割的不過是會議的“車馬費”。還有更多來自官場的主流的“聽證帝”們，他們習慣“作秀”式的工作，週旋于表彰會、總結會、研討會，頻頻現身於檢查秀、調研秀、評比秀，多數時候，他們光舉手不發言，必要的時候，他們會說些方向正確、內容空洞的場面話，他們面廣量大，佔據著社會資源，分割的是巨大的權力利益，主宰著一個部門、行業的命運，影響著社會制度的安排。比之非主流“聽證帝”，主流“聽證帝”們的危害更甚。
基於官本位的形式主義文化本能地拒絕公開、透明，拒絕第三方監督的社會制度設計，成為弄虛作假，維護小集團、部分群體利益的暗房。一如那些頻頻走過場的“聽證會”，參與聽證會的公眾人選由聽證的行業部門自己招募、篩選，聽證程式自己定，有的甚至還要事先綵排，以便在公開聽證時達到“完美”的“意見統一”的效果。這樣的聽證會早已遠離民意，也不再具有法律意義。
對“聽證帝”的道德的指責並不能挽救在形式主義文化中墮落的某些聽證會。缺乏制度設計，一個“聽證帝”倒下了，會有新的“聽證帝”站出來。只有清除形式主義文化，打破形式主義文化賴以生存的體制，才能徹底切斷主流的和非主流的“聽證帝”們投機的通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