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上，當了10年院長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原院長趙平委員說，目前大醫院不存在想靠設備賺錢的問題，買外國高檔設備，是為了提高醫療水準，所收檢查費是“奧迪車按照奧拓車的價格去收出租費”。就銀行利潤畸高的報道，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李若谷委員認為，“商業銀行就一個責任：是不是把經濟搞活了，國家還有股東的投資是不是增值了。銀行的利潤給了政府，財政就有錢做事了。”針對公眾抱怨奢侈品稅率高，中國海關總署副署長孫毅彪代表直言，奢侈品的品牌商有意給國內消費者一個全球最高的定價，而關稅只佔到奢侈品售價的3%~4%，“就算把稅率降到0，奢侈品的價格還會那麼高！”
聽起來，這些主張與多數人的通常看法不盡一致。這些業內人士認為外界對本行業、本地區的事情有誤解，或事情比公眾認為的要複雜，多有“被冤枉”的委屈。
那麼，這些與多數人“擰著”的、“較勁”的主張有沒有道理？有沒有價值呢？
通常我們認為，大處方、高額檢查費用是導致看病貴的原因之一，其中有多少制度因素？有多少與醫德有關？醫改如何在減輕患者負擔的同時，充分調動醫生的積極性？趙平委員提出，降低檢查費用，關鍵在於加快國產醫療設備的研發，別讓外國人總賺我們的錢。這至少讓我們看到，降低檢查費用，遠不止需要醫院一方的努力。
再比如，說到減稅，大家一致叫好，大方向沒錯，只是，怎麼個減法更科學，也許並不是很多人想像的那麼簡單。國家稅務總局前副局長許善達委員認為，大家都在討論個稅起徵點是8000元、5000元，這並沒有太多的意義，他認為，個稅起徵點應與CPI掛鉤，動態調整——這樣的主張是不是有合理的地方呢？
應該說，不同聲音的出現，至少能讓我們在腦子裏多打幾個問號，更深入地追問問題的實質，避免一葉障目的偏見。因此，不同聲音的價值不可低估。而已有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在尊重多數人意見的同時，我們也不得不小心被“民意的喧囂”所裹挾的危險。
改革進入“深水區”，直面一個接一個難關和挑戰，我們需要傾聽更多的聲音，需要從不同層面、不同立場的見解與主張中，汲取更多智慧。（劉文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