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海“釣魚”事件之後，長沙“釣魚執法”引起的糾紛又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3月8日，長沙市民尹默三駕車欲與朋友聚會，中途搭載了兩名男子。行駛途中“乘客”突然表示他們是運管執法人員，將車輛扣押，隨後對尹默三處以3萬元罰款。而尹默三解釋稱，自己是學雷鋒做好事，沒想過要真正收錢，不承認非法營運。
“執法釣魚”，這本是英美法係的專門概念，法律術語叫執法圈套，它和正當防衛等一樣，都是當事人無罪免責的理由。也就是說，凡是切實遭遇到執法者“釣魚”的當事人，無論其是否有主觀上的違法動機和事實上的違法行為，一律免責。因為執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考驗人性，將潛在的違法可能性挖掘出來，予以打擊；而是以執法者顯性的存在，最大限度地威懾潛在的違法心理，將違法的既成事實繩之以法。
人類文明清醒地認識到人性普遍的缺陷，法律本身就是“對普遍人性採取不信任態度”的產物，執法者不信任人性的立場應該是自明的。那麼，“釣魚執法”便是以對人性不信任的態度去考驗人性，這本身就是心理陰暗的體現，不符合正義原則。
以上道理並不難理解，現實中“釣魚執法”之所以層出不窮，恐怕除了基層執法者對法律精神領會不足之外，另有隱情：筆者了解到長沙市基層交警的工資普遍低下，僅僅依靠正規工資，基本不能擔負起養家糊口的重任。在這一大前提下，執法所得提成的制度，便建立了起來。
也就是說，基層執法者的人性，在執法之先就已經受到嚴苛的挑戰與考驗。試問，在不合理的制度構建下，“釣魚執法”怎麼杜絕得了呢？如果不改變不合理的制度，“互害型社會”的形成就不會是偶然或個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