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執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執法者如何分配自己的執法力量？是將主要精力放在罰款額高的地方，還是去那些矛盾最集中、公眾反映最強烈尤其是直接關乎公共安全的地方“蹲點”認真執法？如果執法密集的情況總是與高罰款額如影隨形，而那些較難治理又罰不了多少錢的地方卻鮮見執法者身影，如何能期待群眾不認為執法即“執罰”？
湖南長沙發生了“疑似釣魚執法”事件，而且又是發生在抓“黑車”的過程中——據3月29日《中國青年報》報道，3月8日，開車的尹先生看到雨中兩名男子好像向他招手，“我當時想學雷鋒做個好事”，“根本沒想過收他們的錢，外面下著雨，反正順路”。結果快到目的地時，乘客突然亮明身份“運管執法人員”。被罰3萬元的尹先生稱被“釣魚”，但執法者說，現在全國基本都是這樣“便裝取證”。
拋開具體的案件爭論，從報道中得知，當地因“疑似釣魚執法”而將官司打到法院的案件並不止這一起。打擊“黑車”是執法者職責所在，但當地“黑車”出沒的一個現實背景是，當地群眾出行難。當地媒體的調查表明，上下班時間長沙計程車非常難打。到底是從疏的角度增加計程車數量或者公交線路，讓市民出行更方便，還是從堵的角度隔三差五傾巢出動扣一批“黑車”？或者說，哪個方面的力氣應該下得更大？
恐怕把力氣放在前者才是更理智也更經濟的做法。媒體的報道也證明，旨在“堵黑車”的尹先生車輛被扣事件發生後，長沙的“黑車”依然“供銷兩旺”。此外，當地交通令人心憂的地方不止於此，當地某些交通樞紐地段的交通狀況混亂，超載、路窄等導致惡性交通事故不時發生。
一邊是花大力氣抓“黑車”，一邊是混亂的交通狀況得不到有效治理，為何某些執法者的執法行為給人一頭熱一頭冷的感覺？
曾經轟動一時的上海釣魚執法事件，也是執法者“熱情”執法的一個典型例子。事情發生在2009年。同一時期，另一個問題並未引起公眾注意，在積極查扣“黑車”的同時，當地渣土車呼呼亂跑，當年的六七月間，上海市區域內渣土車頻頻肇事，連奪7人性命。
儘管此後釣魚執法和“瘋狂渣土車”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但發生在同一時期同一領域的這兩個現象卻引人深思——在執法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執法者如何分配自己的執法力量？是將主要精力放在罰款額高的地方，還是去那些矛盾最集中、公眾反映最強烈尤其是直接關乎公共安全的地方“蹲點”認真執法？
如果執法密集的情況總是與高罰款額如影隨形，而那些較難治理又罰不了多少錢的地方卻鮮見執法者身影，如何能期待群眾不認為執法即“執罰”？執法者自己又如何撇清這“瓜田李下”的嫌疑？
合理行政、高效便民、誠實守信是依法行政原則中的三項基本要求。城市交通治理是項複雜工程，涉及多個執法部門，不少執法部門及人員也承擔著不小的壓力，有著各自的苦衷。但是，在百姓眼裏，只有一個評價標準：出行是否方便、安全？城市交通環境是令人舒心還是令人堵心？對照這一評價標準，執法者如何分配自己的執法力量，執法熱情放在哪兒，應該有一個謹慎的權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