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公民個人資訊安全，立法需要完善，政府要承擔第一責任，企業要依法加強內部管理，同樣不可或缺的是公民的自我維權意識和維權能力。
事實上，當真正意識到個人資訊洩露會給自己帶來麻煩和安全隱患時，公民將會是個人資訊保護領域中最積極、最強大、最有效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的維權熱情與政府部門的“國標”、公安機關的階段性嚴打同樣重要，同樣必不可少。但是，其前提是要讓公民的維權具有可操作性和實踐性。
我們看到，工信部擬出臺的個人資訊保護“國標”突出的亮點是規範了過度收集行為，規定了收集個人資訊“最少夠用原則”，特別是對敏感資訊的收集需要經過個人授權。但關鍵是如果政府或企業違反了“國標”怎麼辦？由此，公眾根據“國標”維權就需要有一個權利出口，需要法律法規的賦權，而“國標”也要成為司法審判的依據。
另一方面，國家機關和企業內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力是公民個人資訊安全的最大威脅，因此，保護個人資訊安全有關單位必須承擔起應有的責任。但是，這些部門加強內部管理的動力從哪來？法律的威懾、公安機關的嚴厲打擊只是一方面，強迫政府和企業加強內部管理的一個重要力量就是公民的維權。在公民個人資訊因政府或企業內部管理不善而遭洩露時，法律能否賦予公民向法院起訴要求民事賠償的權利？甚至是在出現公民個人資訊大量洩露的情況下，雖然沒有給具體哪個個人造成損失，但在違法行為已成事實時，公民或相關組織能否提起公益訴訟維權？這些問題都需要法律法規以及司法機關給予明確的回答。
從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來看，理論上並不排除公民個人資訊遭洩露後要求民事賠償的權利，但是由於相關法律規定的鬆散、不明確，在實踐中很難操作，這就是所謂的“權利一遇到具體情況就會懸空”。所以，保護個人資訊安全，提升公民個人資訊保護意識和能力，還要通過立法和具體的司法活動來給權利加碼，讓個人資訊安全不僅僅是挂在墻上看的權利，而且是有法律可以保護的權利。
在個人資訊安全形勢日益嚴峻的今天，保護公民個人資訊已經不是哪一個部門、哪一個機構單方面的責任，也不是公安機關搞幾次專項行動就可以一勞永逸的問題，而是需要立法、司法、行政執法的全面配合，形成合力。更重要的是要實現全民總動員，讓每一個個人資訊安全受到威脅的公民不僅只是充當被保護者，而是能主動站出來的個人權利保護者，只有如此，個人資訊才能實現持久安全，個人資訊也才會成為國家社會管理的基礎。要實現這一點，必須給權利加碼，讓權利“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