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都說“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有的地方已經財稅增收乏力了。廣東省省長朱小丹9日在廣東省政府財稅工作彙報會上稱，黨政機關要帶頭壓減行政支出，過“緊日子”，堅決控制臨時新增開支，嚴格執行公務接待標準，省下錢來保民生。
這大概是國內提出壓減行政支出以應對當前經濟困難形勢的第一例，而且是政府主動提出來的，令人感動。但所謂壓減行政支出到底是一個道德倡議，還是有什麼“硬杠杠”，目前不得而知。政府準備奉行一個好原則，而好原則我們是從來不缺的，所以相關政策的實際效果只能存疑。
環顧世界，如果經濟出現困難、政府入不敷出，政府壓減行政支出，實際上是一個“國際慣例”。廣東省基於財稅增長乏力的現實，提出帶頭壓減行政支出過“緊日子”，是與國際接軌的表現。在有些國家，一旦財政入不敷出，政府除了壓減行政支出，能夠想的辦法著實不多；而在我們這裡，行政支出於財政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擁有實際的優先權。壓減行政支出是一個原則，而無比靈活的原則在現實中往往走向自己的反面。
要政府帶頭壓減行政支出，現在需要的是制度供給，而不是政府給自己確立一個原則要求。只供給原則、不供給制度的歷史，實際上是一部原則潰不成軍的歷史：我們什麼時候忘記提“艱苦樸素、歷行節約”之類的幹部作風要求了？但我們的“三公”消費以千億元甚至萬億元計。這正是因為我們滿足於道德倡議，卻很少從制度上規範“三公”消費。
也不是我們沒有想辦法規範“三公”消費，而是規範不得其法。我們有就事論事的文件規章，卻缺乏“頂層設計”，對權力實施有效制約的大題目根本還沒展開。
政府自己主動提出壓減行政支出，表現了高度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但其漏洞恰恰在於其純粹的“主動性”，缺乏外在制約。現在政府財稅增收減速，而民生支出的增長往往是剛性的，考慮到有些政府部門行政支出的自我放縱，“壓減行政支出”的確必要和迫切。看一看還有那麼多農村孩子連吃頓午飯都困難，那麼多孩子坐牛車、三輪車上下學，再想一想某些官員“三公”消費快活賽神仙，“壓減行政支出”不僅必要，而且絕對可能。
現在亟須切實可行的制度性安排，而不是“勤儉節約”之類的原則要求。我們的官員，太容易把原則當成制度了，向官員們提個“壓減行政支出”的要求，就以為“高標準嚴要求”、對得起人民群眾了，但是沒有切實可行的制度，“高標準嚴要求”其實什麼都不是。自己的良心被安放好了，而民眾並沒有得到任何實惠。所以官員們一旦提出一個好的原則，如果確實又是真心實意的，就要把目標、政策措施、績效評估、獎懲細則之類想好，一併公佈。
其實，既有的政策措施也未必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恐怕還是讓政府在某些事務上變主動為被動。政府主動向善，正合道德主體身體力行之要義。但政府單方面的善，往往容易變成空話大話。解決這一困局，第一是用法律制度規範之，第二是以民意約束之。制度的善，比口頭原則可靠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