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改革失敗者，不但是對改革創新者的激勵，免其後顧之憂，也是從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懶，讓為官平庸者警醒
最近，上海一份即將提交市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地方性法規引起輿論關注。這份《關於促進改革創新的決定（草案）》引人注目的有兩條，一是上海擬設立改革創新獎，針對改革創新有突出貢獻的當地各級政府、企業、團體及個人；二是對按程式決策、實施改革創新，而未能實現預期目標，且未牟取私利的改革創新失敗者，擬實行責任豁免。
肩負著中央“四個率先”重任的上海，在“率先推進改革開放”中，以改革的思維從法治角度推進改革，這一被輿論普遍解讀為“幹部創新失敗有望‘免責’”的立法思路，讓人感嘆。
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和國家就有危險。問題在於，人人深知，改革創新是要從一些局部、一些領域、一些地方突破的，改革成果點滴匯聚，方能蔚為大觀。但是，對先行者來說，風險確實很大。並不是所有的改革創新都能成功，特別是當改革觸動到深層的體制機制之弊，觸動到既得利益階層、部門或人群的“蛋糕”，改革者面對重重阻力甚至風險幾乎是必然的。那麼，這個“風險”由誰來承擔？
是的，改革者必須具有犧牲精神和社會擔當。當年，安徽鳳陽最早嘗試“包產到戶”的18位小崗村農民，是“冒著殺頭的危險”，按下觸目驚心的紅手印，方拉開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說過，改革“不要怕冒一點風險”，1991年他視察上海時，就特別強調“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準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今天，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改革者所要面對的，是“硬骨頭”、是“險灘”，所要突破的，是固化的利益藩籬。這也正是習近平同志強調，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的深意。
現在，上海的嘗試本身就具有改革創新的色彩。它讓我們意識到，或許可以從法律層面，護佑改革者不懼風險，給敢為人先的組織和個人減少一些為失敗擔責的心理負擔。而允許試錯、寬容失敗，或將在某種程度上，規避改革者可能遭遇的悲劇性命運。類似舉措，有助於化解目前改革創新工作中存在的思想顧慮、制度障礙、機制缺陷和利益藩籬等突出問題，有助於化解改革創新動力不足、改革創新政策“碎片化”等傾向。
中國的改革開放已近35年，從曾經的“闖紅燈”、“摸著石頭過河”，到現在一些地方開始用法治思維規範和保護改革創新，把改革創新納入法律的框架，這表明我們的法律意識和規則意識也在逐步建立和成熟的過程之中。讓改革失敗者“免責”，不但是對改革創新者的激勵，免其後顧之憂，也是從法治的角度治庸治懶，讓為官平庸者警醒。
改革的時機稍縱即逝，如何消除“改革疲勞症”，如何打消改革者的後顧之憂，如何增強改革者的創新勇氣，是當前各地面臨的共同挑戰。對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發達地區來說，尤其責重。不僅原地踏步可能意味著失敗，而且在全國改革大局中，更要肩負“率先推進”使命。從這一點看，上海對改革本身的“改革”具有示範效應。當然，如何厘清“改革失敗”與“失職瀆職”造成的損失，還需要在法律法規的層面更加細化，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