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個部門”，不是一個笑話、而是一種怪狀——兩天之前，李克強總理在講到政府職能轉變時，拿出一份調查報告，“前幾天，我看到這個調查，企業新上一個項目，要經過27個部門、50多個環節，時間長達6—10個月”。上一個項目，就要“27個”衙門點頭，誰都要敲章，誰都要伸出手來，而到了真正需要“扶持”時呢？“有關部門”又一個都不見了，你叫企業如何“投資創業”？
其實李總理的講話中，還不止一個“27個部門”的調查，比如他說，就業創業難，也與政府部門的資質資格要求多、認定多、考試多、證書多大有關係，光“各級政府部門頒發的資質資格證書就有229種”。“一紙證書漫長的認定過程擋住了不少人的就業創業之路”，這是總理的嘆息。其實不只這些，李總理列舉的 “讓人費解”的審批事項，居然包括一條漁船的船名，也要經政府部門層層“核定”。
這段時期以來，我們聽到過上一個項目要蓋216個公章的事，等到兩年漫長的審批過程終於結束，市場早已明日黃花，投資方也早已“拜拜”。我們甚至聽說過老百姓辦一個準生證，結果驚動了10多個部門，蓋了三四十個章才罷休，現在又有了這個“27個部門”的調查和小小一個漁船名字的“核定”過程。活生生的事實，“讓人費解”的笑話和怪狀，再次告訴我們，“以政府權力的減法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這一道加減題的破解是多麼必要而又多麼緊迫——政府改革，不只是“部門”的精簡歸併，而是職能的深刻轉變；審批變革，不只是“加快”，“一站式”、“一門式”加上“程式並聯”，結果圖章“一個也不能少”，而是要“放權”，“最大限度減少對生產經營活動和產品物品的許可，最大限度縮小投資項目審批、核準、備案的範圍，最大可能減少對各類機構及其活動的認定，原則上取消不符合行政許可法規定的資質資格許可”；而政府“放權”，也不只是在上下級之間分解、移易、授受，而是要堅持三個 “凡是”——凡是市場能決定的，就由市場決定；凡是企業應自主的，就由企業自己決定；凡社會能承擔的，就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總之，“這項改革，要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
做好這道“加減法”，首先當然是要突破思想觀念的障礙。我們不是一般性地講轉變觀念，而是說在當前困難的形勢下，尤其要樹立市場觀念。現在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資，空間已不大，必須靠市場機制。實際上，市場機制本身對經濟運作具有自動調節作用，是能夠調整一般性經濟波動的。如果過多依靠政府主導和政策拉動來刺激增長，不僅難以為繼，還會產生新的矛盾和風險。市場主體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源泉。近20年來，民間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比重也上升到60%，現在還有很大潛力，但由於“玻璃門”與“彈簧門”的問題，仍然有著“有錢無處投、想進進不去”的現象。可見要“下決心打開轉變政府職能這扇大門”，把該放的權力放到位，以期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發展活力和創新力，我們還是要推進新一輪的“解放思想”。
做好這道“加減法”，更必須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說“放權”有阻力、有難度，甚至要面臨“很大的挑戰”，其中一條，是說政府部門如果權力過大、過於集中，管了許多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就有可能成為“權力尋租”的溫床，一“加”一“減”，不但會涉及到我們的原有體制、思維方法和習慣的行為定勢，還會涉及到一部分人的權力格局和原有利益，因此“斷腕”的放權過程，對我們某些同志來說，也可能有“割腕之痛”，是一個自我革命的陣痛。但我們必須忍受這個過程，因為這不但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還是反對腐敗，杜絕尋租的根本之策——剛剛落馬的原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進去”之前不到三個月，一邊寫檢查材料，一邊“加速”批掉了50多個項目，差不多每天要批一個。劉鐵男究竟要幹什麼，還有待於調查，但劉鐵男手裏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審批權”，他手裏“一支筆”又會為誰謀利，倒是一個值得“解剖”的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