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廣州市紀委書記王曉玲在紀律教育學習月動員現場會上披露，廣州已在市區兩級全面推開行政執法電子監察系統的建設，“以科技支撐反腐敗”，目前該系統已經覆蓋拓展至包括交通管理罰款在內的全市80％以上的行政處罰案件。王曉玲同時公佈了去年年底的監督結果——“執法異常率”達21．59％，“這個數字表明，每5張罰單，超過1張‘越權’”。
看到這樣的消息，我感到很高興，尤其是這樣的行政執法電子監察系統還包括了交通管理罰款在內——這一塊的“執法異常”太多了！我自己就在網上吐過槽，前段時間南沙一段下坡路限速40公里也鬧得沸沸颺颺，這些不都是典型的“執法異常”麼？
但我的高興很快就陷入了困擾：絕大多數的“異常”，原來不是處罰過重或不當，而是處罰程度偏低。按照王曉玲的說法，“這當中就有產生貪污腐敗的可能，就有產生權錢交易的隱情。”“都是執法者在違法，讓人觸目驚心！他們明明知道處罰許可權在哪……”看來，我先前是空歡喜了，吐槽也自屬廢話。
不知是媒體報道太過簡短還是我的理解能力太差，總之我一時半會無法捋清這中間的思維邏輯。費了半天勁，得出這麼一個結論：有背景有關係的處罰就輕，也就是所謂“執法異常”、“觸目驚心”；反之，沒有背景沒有關係的，處罰就重，比如南沙那段限速40公里的下坡路。
不管是“越權”導致的處罰程度偏低的“執法異常”，還是“可憐的老百姓”最經常遇到的動輒得咎、處罰過重，我覺得都屬於公權力對公眾權利的侵犯：該處罰的你不處罰，那受害人的權利如何伸張？動輒得咎、偶語棄市甚至腹誹獲罪，公眾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
之所以出現公權力對權利的肆意侵犯，我覺得跟我們的某些權力運轉架構相關。在現代社會，權力都是基於權利、因為權利、為了權利而產生、運作，一切從權利出發、一切落腳到權利。但中國社會還處於轉型當中，儘管人們的行為動力、價值標準早已有了權利的表達，但社會生活的權利確立還遠遠未臻于完善，在某些公共權力行使時，還帶有歷史遺留的鮮明的獨尊特徵。此種異化的特徵的大一統特性與現代個體性權利針鋒相對、勢如水火，所以為了維護此等權力，就難免會出現消解、打壓權利的現象，侵權甚至有了“正當性”的理由。而某些當位者順應此種“體制”邏輯，上下其手，通過對他人權利的侵奪而中飽私囊，就出現如王曉玲書記所說的“執法異常”。
如何避免這種情況繼續發生呢？王曉玲書記說“幹部沒權就安全了”。我覺得要幹部沒權，就得公眾有權，只是這個權不是權力，而是權利，也就是將公眾的權利作為最高價值，並通過制度來加以保障、體現、落實，讓權力服從權利，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幹部沒權”，他們也才能安全。否則，任憑一切，從朱元璋的“點天燈”，到現在的所謂“高科技”，都未必頂用。（曾德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