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月來，不少學者都在圍繞利比亞戰事進行海外中國資產安危的議論。有一種聲音認為，利比亞戰亂充分暴露了在所謂“非民主國家”、 “窮國”經營的風險，主張中國大幅度壓縮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往來，集中與西方“民主國家”發展經貿往來，以求避免政治性風險。實際上，即使不考慮中國商品和資本在西方國家屢屢遭遇狙擊，足以表明西方“民主國家”潛藏的暴力風險，上述主張也是完全無視中國對外經貿的實際需求、比較優勢和升級方向。
首先，我們必須看到，作為世界市場的後來者，由於先行者（主要是西方企業）已經佔據分割了和平國家的優質市場，而且西方國家在其他東道國社會政治生活中通常佔有積累數百年的先發優勢，備受排擠的中國企業常常不得不走向動蕩國家和地區的市場。即使是在同一東道國之內，中國投資者也常常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選擇比較缺乏吸引力的項目。在謀生壓力下，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的古訓只能退居第二位：相應地，中國企業和員工不能不承受較大的暴力風險．
同時，基於國內產業優勢和國內市場需求，中國海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相當多地集中于廉價日用消費品生產銷售和自然資源開發領域，而正是這種產業結構特點提高了中國企業遇險的概率。 “中國製造”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廉價日用消費品，相當一部分中國企業的競爭優勢也主要體現在這些商品上，而這些商品相當大一部分市場在治安狀況較差的國家和地區，相應使得在海外銷售、生產這些商品的中國企業和公民天然要面對較高的刑事犯罪暴力風險。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大量集中于資源開發領域，但包括戰爭風險在內的政治暴力風險恰恰是在資源開發行業最為突出。就傳統戰爭風險而言，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戰亂頻仍是一種普遍現象，因為代表財富的自然資源本身就是引發暴力爭端的根源，用自然資源換取的金錢又能支援武裝衝突各方向外界採購武器、給養，從而將戰爭持久進行下去。而且，無論是在哪個國家，上述局面一旦形成，就將不斷自我強化而長期持續，難以根治。由於發達國家工業化較早而先行耗盡國內礦產資源，主要礦產輸出國均屬發展中國家，而亟須礦產資源的我們不可能跑到沒有這些資源的西方國家去開發資源。
從全球經濟份額變動來看，我們必須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給予足夠重視。近年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長表現優良，增速明顯超過發達國家，在世界經濟中所佔份額顯著提升。根據國際貨幣經濟組織2011年4月的數據，在2010年全球實際GDP中，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所佔份額已達47.7%．僅中國一國就佔13.6%，接近整個歐元區所佔份額(14.6%)，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佔全球實際GDP的34.1%．佔中國之外的世界實際GDP總量的39.5%、倘若將這樣大的一塊高增長市場拱手讓人，無異於商業弱智，甚至是商業自殺。
不僅如此，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還是中國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推行更合理國際經貿規則的突破口．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更能接受新興力量樹立的經濟、政治、文化規則，這是數千年來全球歷史已無數次證明的客觀規律。
不能不道破的是，中國社會關於利比亞投資損失的輿論喧囂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政治化。有些人過分誇大中國在利比亞的資產損失，真實目的並不是關心中國海外國民和海外資產安全，而是要求中國全面充當西方小跟班，放棄獨立自主與非西方國家開展經貿往來。還有一部分人雖難說動機不純，但對中國遇險實際上沒有做到冷靜分析判斷，理智討論解決之道。（作者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