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恐怖襲擊和美國的反恐戰爭今天10週年，回頭看，美國打了10年的反恐戰爭成效如何？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世界輿論評價不一。但如果用成敗參半來形容，距事實恐怕不會太遠。
論其成，正如加拿大反恐專家利特爾伍德所指出，其主要表現是，從其美國國內來說，美國的本土再沒有受到類似“9·11”那樣大規模的攻擊；且成功地防止或挫敗了數起小規模恐怖活動的圖謀。就國外來看，美國終於殺死了基地頭目本·拉登，並將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大本營與培訓基地大體上搗毀；而活躍于巴阿邊境上的基地分子儘管還有製造爆炸與襲擊的能力，但總體上說是處於守勢。基地組織的恐怖活動對於美國已不再構成嚴重威脅。美國當前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如何應對日益本土化的，拉登思想影響的個別人，或少數幾個人的零散的恐怖活動。比如紐約時報廣場的未遂爆炸，德克薩斯州軍營內發生的開槍事件。
但美國反恐怖10年的敗績則處處可見。最嚴重的失算當然是無端地發動了伊拉克戰爭。伊拉克沒有大殺傷性武器，與基地恐怖分子也沒有任何瓜葛，已為事實所證明，但美國卻為此付出極為高昂的代價，這還不算給伊拉克帶來的數十倍于美國的生命財產損失。就阿富汗而論，美國也未能阻止基地分子和塔利班武裝逃往巴基斯坦，並使那裏的恐怖活動常態化。
物質損失之外，美國的聲譽更是嚴重蒙污。伊拉克戰爭讓人們看到了美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霸道咀臉，而在戰爭中殺害無辜平民，在阿布格裏卜監獄虐待戰俘，中央情報局在歐洲設立黑獄，特別是副總統切尼公然允許關塔納摩監獄強化逼供刑訊手段，批准使用水刑，都讓美國的形象廣為受損。
在意識形態領域，美國更是留下了難於治癒的後遺症，那就是與穆斯林結下積怨。美國的兩場戰爭，其直接和間接干預，多針對伊斯蘭世界。布希總統在開戰之初“十字軍”的字眼曾失口而出，儘管後來收回，但已於事無補。人們雖然咀上不說，卻已是心照不宣，畢竟先有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預見在前，佛羅裏達牧師焚燒“古蘭經”的事件在後。如果兩大宗教被其極端教旨主義分子所利用，那美國將樹敵無數，永無寧日。
正是意識到這一後果的嚴重性，奧巴馬一上臺即向伊斯蘭世界伸出橄欖枝，在開羅演講中信誓旦旦地宣稱：美國不會向穆斯林開戰，而是要結成平等的夥伴關係。可美國的右翼保守勢力卻抨擊奧巴馬在對外交往中表現得過於謙恭與軟弱，有損美國威嚴。其實他們沒有意識到，如果美國不早日消除穆斯林對美國的懷疑與敵意將會帶來何種嚴重後果。
美國在為期10年的反恐戰爭中，近5000名士兵命喪異域，數萬士兵傷殘返鄉；僅戰爭一項開銷就近萬億美元，加上國內各項保安舉措，總開支高達4萬億美元之巨。會不會有人問這樣一個問題：用5000名士兵和數十萬平民生命的代價，以及4萬億美元的開銷，去為世貿大樓3000名死難者報仇，是否是得不償失呢？此外，在布希總統治下8年，反恐成為美國壓倒一切的頭號國是，這期間美國的經濟下行，債臺高築，社會分裂日益嚴重，這雖不能說全是反恐戰爭的後果，似也不能說與其毫不相干。美國國內就有人提出了這樣一個判斷標準：與反恐戰爭（10年）前相比，美國是更強盛了還是開始走向下坡了？其實這已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與此同時，當年支援美國發動伊戰的西班牙和英國也先後遭受嚴重恐怖襲擊，生命財產也都損失不輕。這也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附帶代價。美國的反恐戰爭是得大於失，還是得不償失，當前似還難遽下定論。我們不妨假設，如果美國不發動戰爭，而是對恐怖活動通過採取強化安可檢措施與執法手段的方式來確保安全，是否更會代價更小而有效果更佳呢？這個假設似也難於得到實際印證。布希的伊拉克戰爭及其反恐戰略曾備受美國各界和世界各國的質疑與詬病（切尼為此備受批評，而防長拉姆斯菲爾德為此下臺），但布希總統在任期結束前後曾一再表示，像美國人對杜魯門的評價近年轉好一樣，他堅信，在幾十年後，歷史將證明他發動的反恐戰爭是完全正確的。是否如此，那就再等等，讓歷史來對此作出判斷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