彈指一揮間，尼克松訪華轉眼已40年了。40年來，中美關係既有和煦春風與陽光照耀，也有烈日炎炎和風雪冰霜。有人說，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去，壞也壞不到哪去。這似乎道出了一些基本事實和一定的客觀規律。但歷史在前進，時代在變遷，中美關係總不能繼續停留在這個軌跡上。現在該是兩國分別和共同總結經驗、展望和開闢美好未來的時候了：不是要讓兩國關係 “好也好不到哪去”，而是要讓它逐漸 “可持續地好起來”；不是要讓它 “壞也壞不到哪去”，而是要讓它“不至於壞下去”。這是一個很難回答、更難做到的訴求。但為了兩國各自和共同的利益，也為了適應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需要，這是必須回答和應該解決的大問題。
美國有不少有識之士，他們雖然難免受美國“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影響，有時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些“傲慢與偏見”。但一般來說，比較明智而務實，發表過不少有利於美中合作關係的言論。美國領導人也說過一些對美中合作關係具有積極意義的話。克林頓當政期間就曾主張要同中國“共同致力於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近兩年來，奧巴馬總統多次聲稱，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將塑造21世紀”。美國一些部長們說得更多，如說我們（美國和中國）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要“求同存異”，“同舟共濟”；等等。這些話本身是積極的，但多少有點言過其實，而且行動往往與之相悖，中國老百姓對此存在很多疑問，也很自然。
對這些積極和正面的言論與意見，美國新保守主義理想家們是聽不進去的。美國那些主張“霸權永續”、以“霸眼”看世界的領導人也是聽不進去的。這方面的表現很多。
中美合作關係存在問題的關鍵，說穿了，主要是以下兩個方面：
（一）美國擔心中國迅速興起會影響和挑戰它的 “唯一超級大國地位”。另一方面，中國也擔心美國遏制中國的興起，不斷侵犯中國的核心利益。這個問題牽涉到如何正確看待自己，以及如何看待對方和相互關係的清醒認識和正確判斷問題。經過40年的反反覆復和週折，雙方關係在2011年初胡錦濤訪美時已經有了新的定位，即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只要雙方認真堅持執行兩國之間的三個聯合公報和這一新的相互關係定位，這個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的。
（二）中美國際戰略訴求不同：美國要建立 “美國統治下的世界和平”；中國要建設“和諧世界”，主張“和而不同”，實行“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中美兩國高級外交官曾有過一次發人深思的對話。時任中國駐美大使的李肇星問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你如果用一個字來形容美國的外交，那該是什麼？她毫不猶豫地回答說：“leadership”（領導）。她反過來問李肇星，那中國呢？李肇星也毫不猶豫地回答說：“partnership”（夥伴關係）。一字之差，生動地表明，兩國的外交戰略和理念是多麼不同。這實際上是結構性、或者說根本性的矛盾，應該承認，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是不容易解決的。但是不是因此兩國就一定要拼個你死我活呢？筆者以為，中美兩國乃至全世界人民，都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況出現，那只會使兩國關係“越來越壞下去”；不僅中美可能兩敗俱傷，也有害於世界和平與發展大局。
中美兩國是影響世界形勢發展和國際關係走向的大國。“中美共治”（G2）我們不贊成，也行不通。但“中美共商”（G2-C）國際和地區大事，協調立場，尋求更多和更廣闊的“利益匯合點”，還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美國朋友現在很喜歡說中國的成語，中國文化傳承最有名的兩個成語就是：“和而不同”與“和為貴”。如果對這兩句話真正領會，而且融會貫通了，付諸實踐，中美兩國合作關係一定會逐步 “可持續地好起來”。反之，就可能仍然是這樣的局面：“好也好不到哪去，壞也壞不到哪去”，甚至不斷壞下去。40年了，我們應該吸取經驗教訓，謹慎樂觀地共同開創兩國關係的新局面。
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離任前對記者說，我們（美中）兩國的關係是建立在“共用利益的基礎上，而不是共用價值觀的基礎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關係就很容易會達到一個 “自然的上限”，“不可能超越這個上限”。他認為，未來美中關係的發展，取決於能否“更多地包括共用價值觀”。他承認“這是不容易的”，但他寄希望於通過網際網路等“自由溝通”傳播美國價值觀的“優越”，影響中國，從而取得突破。通篇講話可謂冠冕堂皇，但就是少了一點“和而不同”的哲學思想，以及“分享價值觀”和相互借鑒、學習的風範。
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時代變遷量變進程加速發展也是不可逆轉的。人們會在實踐中去檢驗和體認，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究竟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我們這一代也許不夠聰明，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許更加聰明，會找出答案，共同順應時代的潮流。（王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