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美國經濟復蘇乏力，歐洲經濟情況繼續惡化，資本主義面臨的挑戰迫使西方各界反思資本主義制度和機制本身。儘管主張由國家來監管資本主義的呼聲不絕於耳，但不少西方輿論仍對國家出手拯救資本主義抱著複雜的態度。2011年11月，《金融時報》在題為“資本主義的大問題”社論中對“內幕人”資本主義大加抨擊，指出其利用、事實上也製造了補貼和稅收上的漏洞，讓內幕人士從中漁利、大發橫財。文章同時認為：“資本主義需要國家，不是讓其管理經濟，而是讓其調節人們管理經濟的方式，迫使人們為自己的行動承擔後果。”這種私人壟斷資本與國家之間的矛盾，最終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國家作為“理想的總資本家”，雖然可以通過政策干預和利益調節暫緩私人壟斷資本同資產階級整體之間的緊張關係，緩和金融壟斷資本、工商業壟斷資本同社會大眾間的緊張關係，卻不能從根本上消除矛盾的根源。
將化解危機的希望寄託于西方政府的主張，並不產生於今年。早在2008年1月22日，《國際先驅論壇報》就刊發了“經濟史拐點”的文章，指出全球主流經濟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轉向政府干預的新特點。而在實踐中，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這一“理想的總資本家”也正是通過向他國及本國的人民大眾轉嫁危機，來為壟斷資本服務的。如果說，當初採用新自由主義政策適應了壟斷資本需要的話，那麼，現在放棄“市場決定一切”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而強制性地化解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也是符合壟斷資本長遠利益的。
經濟危機發生時利用政府調節，渡過危機後政府又及時退出市場，將逐利空間還給市場，還美其名曰“不與民爭利”，這是西方危機史中必不可少的故事。上世紀30年代危機前後如此，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更是如此。對陷入危機中的壟斷資本救助更多，危機後交還的空間也更大。儘管目前危機還在延續和深化，各國群眾反對轉嫁危機的運動影響日漸擴大。但西方無視國內貧富分化空前嚴重、生產和消費嚴重脫節，以信貸危機和財稅體系崩潰引起的政府財政赤字上升為藉口，試圖在不改革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體制、不觸動壟斷資本利益的前提下，通過增發貨幣、降低勞動者工資、削減養老金福利、提高勞動者的稅負乃至向他國施壓等手段，來達到穩定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目的。
當代西方私人壟斷資本與資本主義國家多種形式的融合和相互支援，形成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甚至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對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
